比如他說：
從速召集國民大會，解決時局糾紛；
革命為迫不得已之事，但願一勞永逸，俾國民得以早日休養生息，恢複元氣；
參酌近今中外情勢，似應采用國家社會主義。
再比如他說：
毋率爾破壞社會組織及家庭製度，俾免各趨極端；以法治範圍全國；
以法律保障人民權利；
毋忘數千年立國之根本精神，道德禮教，當視物質文明尤為注重……
所有的文物，都有收藏價值。但大部分舊朝的遺產，並未能被妥善收藏並精心研究之。物質的文物的流失一直是泱泱大國的心病，那麼，精神的文物的廢棄呢？
我有些悵然，便輕輕合上保險櫃的鐵蓋，還好，總算沒被裏麵厚厚的塵土嗆著。
黎元洪第二次下野後，就再也沒回來過，他把這座已經擴展至四十八畝地足有五百多間房屋的偌大院落，繳了經辦實業的學費——他任董事長的中興煤礦因連年遭遇新舊軍閥的混戰，終致虧損，為還銀行貸款，無奈隻得把這“大德堂”賣了三十萬元以償債。
新買主是中日合辦的“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有文章稱，這是一所特務機構。若果真如此，那東廠胡同可能又恢複了大明王朝時的社會功能。抗戰結束後，日本人走了，這所院落又成了文化人的聚落。其中一位清名遠揚，他叫胡適。後來我才聽說，胡先生的大批彌足珍貴的藏書和筆記，一直塵封在這個院子的某個角落裏——也許，正是我所見到的那個凋敝的圖書室中？
出大門後，回到王府井大街，我不由自主地沿當年“大德堂”的後院牆北行了幾步。
此牆居然還保留著一段原貌，起始的一段是清末民初頗為時興的西洋式院牆，雕花裝飾與基礎均十分別致，隻是後麵改了模樣，平庸地順著胡同向西伸延。
驀回首，見一方紅色路牌在無言昭示——翠花胡同。
原來，這條並不起眼的細巷，就是北洋時代大名鼎鼎的翠花胡同呀！
2000年1月18日下午，我在黎元洪故居外牆發現了這塊界石，我把積雪搓上去後，“黎大德堂界”幾個字便顯現出來。十一年後，我再次來到翠花胡同看望這唯一的黎宅遺跡，卻發現此珍貴文物已經被水泥抹平。
雖不知翠花胡同深淺，但我知道，裏麵有一座當年熱鬧一時的宅子，即中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的辦公地。袁世凱統治後期，這條窄窄的胡同是危境，因為孫文發動“二次革命”以後，袁氏取締了國民黨，當時，政府的密探、軍警們一定像他們的老祖宗魏忠賢公公他們那樣盡職地從事著特殊工作。幸自黎元洪執政始，黨禁解除，國、共兩黨的北方大本營才重又活躍起來，成了北京國民運動的發源地。革命黨的黨部與大總統府邸比鄰而居，和平共處，國內民主政治才漸漸複蘇。隻是，好景不常，到了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時，因喋血的“三一八”慘案，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成了罪在不赦的“赤黨”，國、共兩黨的北方領袖徐謙、李大釗等人悉為政府通緝犯，市黨部被查封，翠花胡同才複歸無聲無息。
因天冷，翠花胡同行人稀落，正好可由我細細覓找近百年前的曆史遺痕。
果真是蒼天不負有心人，在那段碩果僅存的保留著民國原貌的牆腳處，我極意外地發現了幾個模糊的刻字。俯身辨識，十分難解，但待我把地下的積雪搓上那塊小碑後，那幾個字便逐一變得清晰起來。
這幾個字出現在這個位置上，真正是這所曆史名宅的注腳：
黎大德堂界址
其中，“黎”與“址”兩個字已經被後來修複此牆時的水泥抹得看不太清楚了，“德”勉強可識。
識“德”難，識一個汙爛時代追求“大德”的故人，尤其難。
2000年10月13日完稿
2005年7月12日修訂
2011年6月17日重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