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北洋時代，沒有哪一任最高統治者能比黎元洪在台上時表現得更為開明與從容。
不幸的是，溫文爾雅的黎總統偏偏遇上了個性情剛愎的段總理。老段是個不要名分要實權的人，他認準的事，必須要做，而且還要別人做。這就很讓名義上的領導傷腦筋。
先是為國務院秘書長一事，“府院之爭”的政壇鬧劇開始上演。段提名其最信任的弟子，時任陸軍部次長的徐樹錚為國務院秘書長，黎元洪嫌其鋒芒畢露得罪人太多而不同意，公府（府）與國務院（院）的人事拉鋸戰終以大總統退讓而結束。那邊老段遂願，而這邊的“菩薩”就必須咽下一口惡氣。
果然十三歲即中秀才的政壇奇才徐樹錚“傲岸自是，開罪於人特多”（先大總統袁項城評語），上任後，依恃段總理的信賴，不光不把其他閣員放在眼裏，竟也不拿國家元首當回事兒！一樁極端的例子令黎大總統惱怒得無以複加——
那天，徐樹錚前來“公府”呈送一份福建省三位廳長的任命書。黎元洪要留下審閱，不料，盛氣淩人的小徐將軍居然頗不耐煩地說：“總理那邊已經定了，總統就不必看了，隻管蓋上章就行了。”瞧瞧！這哪是一個政府官員對大總統應持的態度？
黎元洪決不當蓋章機器！在當政第二年的春天，為中國是否對德國宣戰一事，內閣通過了與德國絕交書，段總理咄咄逼人地親率全體閣員來“府”請總統蓋章。黎以“事關重大當再考慮”為由，未允蓋章，老段竟憤然遞了辭呈，一甩手去了天津！在身邊一幫政客的鼓噪下，黎元洪終於忍無可忍——不幹拉倒！遂下令免去段的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的職務。
黎、段之爭終於白熱化。
“府院之爭”的種子，其實在東廠胡同打啞劇時就開始萌芽了，黎元洪當總統後與國務院總理段祺瑞的一次次爭執，成了民五、民六年間（1916年——1917年）政壇上最引人入勝的格鬥表演，是彬彬文人與赳赳武將的過招。無論當時誰敗誰勝，其結果總是兩敗俱傷，沒有贏家。
溫和的黎元洪很少有拍案而起的時候，但每次忍無可忍“拍”過之後，都惹來巨大的麻煩。與段祺瑞反目，算是他從政史上的第一次大麻煩。他二度出任大總統時，也曾糊塗一“拍”，把時任財政總長的羅文幹拍進了監獄，隻因聽信了眾議院議長的“有罪推定”，他竟下手諭把當過大理院院長、司法總長的財政部老大關起來審查！半年後，京師地方法院對羅案的無罪宣判書，其實也是對剛剛下野的黎氏衝動一“拍”的問責宣言。
權力從來因人而異，對性情剛烈的強人來說，隻要有實力，名義可有可無；反之，則名實難副，要麼當個舒舒服服的傀儡，要麼活活被氣死。不信，你看，光緒貴為一國之君，卻連自己最愛的女人的性命都保不住，更管不了襄助他改良大業的維新黨人的死活，最後，連自己的皇位也差一點丟了；而老袁當權時，卻管他什麼議會製還是責任內閣製，從來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黎元洪自忖不是袁世凱，但又絕不願做光緒第二。於是，就難受，就幽恨，就每每在這假山上下踱來踱去，最後終於踱不下去了。
民國六年（1917年）初夏，讓他不得不逃出此宅的，竟是他請來北京“調處國是”的長江巡閱使張勳上將！眾所周知，彼時，一直留著長辮以示對清王朝依戀的“辮帥”張勳率所部五千人馬抵達北京後，竟然上演了一出“宣統複辟”的曆史鬧劇！
大是大非麵前，黎元洪再一次表現出了忠厚人的執拗——他正告前來勸他奉還政權的張勳的說客：
民國係國民公有之物，餘受國民付托之重，退位一節，當以全國國民之公意為從違，與個人毫無關係！
複辟鬧劇上演的第一天，他即命人從上海通電全國：
天不悔禍，複辟實行。聞本日（7月1日）清室上諭，有元洪奏請歸政等語，不勝駭異！吾國由專製為共和，實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國民付托之重，自當始終民國，不知其他。
“始終民國，不知其他”，真是“一句頂一萬句”，在原則問題上，黎元洪一步也不讓！
第二天，他在親隨的護送下，出新華門，繞道至東交民巷的日本使館自保。此時，又連下兩道大總統令：一、依照《約法》的相關條例，任命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務；二、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
好在段祺瑞大事不糊塗，以國家為重，當即在天津馬廠舉兵誓師討伐張勳，並在打敗“辮帥”之後，親往東交民巷迎黎元洪回到東廠胡同，誠所謂“相逢一笑泯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