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明代閹黨們施虐的痕跡早不可尋，清朝豪門的美輪美奐也不會保存得比紫禁城或恭王府裏更多。我隻想來看看，當年受盡軍閥們的窩囊氣的黎元洪經常徘徊仰歎的那座假山是否還在？山上那座接待過許多貴客的八角亭還能承受八麵來風嗎？那道企圖超越亂糟糟現實的空中長廊還殘存幾許？
繞樓南去，拐過樓角，嚄！還真有座不大的假山！上麵居然還保留著一座八角亭！而亭旁的清代長廊，也十分稀奇地尚存一截！
我有些難以置信地怔住了。
黎元洪，一個不大被現今的人們提起的名字。但寫中國近代史又不得不提到他，因為他是推翻清朝的“武昌首義”的首領，那次軍事叛變引爆了全國各地武裝反抗清王朝的炸彈，直到大清國被迫宣布退出曆史舞台，此起彼伏的爆炸聲才漸漸消停。因是年為中國傳統的幹支紀年中的辛亥年，那一年的武裝暴動便成了名垂青史的“辛亥革命”。
但民國十一年（1922年）6月之後，二度下野的黎元洪就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直至淪落成今天的一個可有可無之人。現在，說到北洋時代，人們想起的是袁世凱，是袁世凱旗下的段祺瑞、馮國璋乃至獨成一係的張作霖等強悍的軍人執政者，而同樣也是起步於老牌北洋軍校的黎元洪，反倒成了被遺忘的局外人。
北洋是武人的，也是文人的，但是歸根結底是武人的。所以，徒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黎元洪就吃不開。
北洋時代的頑劣性質，的確沒有因這個人的存在而變得文質彬彬起來。
“文化大革命”正熱鬧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過一套“中國近代史叢書”，不足百頁的《辛亥革命》即其中一本。小書印數高達八十萬冊，定價卻隻有0.17元。我至今保留著十五歲那年買的這本我的中國近代史的啟蒙書。
該書是這樣提到黎元洪的（括號內為筆者注）：
（1911年）十月十一日清晨，經過一夜激戰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市閱馬廠湖北諮議局開會，成立革命政權，推舉都督。在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所散布的“先知先覺”論和英雄史觀的影響下，很多人認為參加起義的士兵，誰也不夠資格當都督。……混入這次會議的立憲派，看準了苗頭，就乘機舉薦黎元洪，要他出來當都督。
黎元洪，湖北黃陂人，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後，在北洋海軍中任職，後來投奔張之洞，任湖北清軍馬隊營官，一直升到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旅）協統（旅長），是張之洞（時已赴京任軍機大臣）等湖北統治者最得力的幫凶。十月十日晚間，他坐鎮軍營，親手殺死一名回應起義的士兵，後來革命黨人派來的聯絡人員，又被他槍殺。直到聽說瑞澂（湖廣總督）已經逃走，武昌已被革命軍占領，他才慌慌張張躲到一個參謀家裏去。因為他平時裝得厚道、寬大、偽善的麵孔欺騙了不少人，加上同盟會在《革命方略》等文件中，散布了對漢族地主、官僚的大量幻想，使相當部分人認為黎元洪“聲望高”，讓他充當湖北軍政府首腦，一定有很大的“號召力”。……後來，他被革命黨人用手槍逼著上台，就一言不發，還堅持不肯剪去辮子，表示對清朝的忠心。革命黨人隻得另組“謀略處”，負責軍事指揮。至於政務交涉等事，大家也沒有足夠的重視，立憲派的頭目、湖北谘議局議長湯化龍，於是又被推舉出來擔任民政部長……新誕生的湖北軍政府，軍政要職一開始就被兩個反動家夥竊據。
後來革命形勢一天天發展，鑽進革命政權的反動分子，也看出清朝政府是保不住了，於是加緊活動，竊奪權力，從內部瓦解革命。……就這樣，湖北反動勢力逐步擴大，革命力量日益削弱，以至後來黃興到達武漢，還不得不屈居黎元洪之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領袖，在第一個革命政權中，地位竟不如反革命劊子手黎元洪。……
“統治者的幫凶”、“反動家夥”、“反革命劊子手”——這就是以往的史學家教給我們的對黎元洪的認識。
天下大亂的年代，隻在教科書上罵遍古人還不算過癮，掘了“反動頭子”的墳才是最徹底的革命。早在風雨蒼黃的1966年，黎元洪的後輩鄉黨就“宜將剩勇追窮寇”（毛澤東詩句）地一舉搗毀了其在武昌的由國民政府修建的“前大總統黎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