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人炮轟虎門的教訓，讓明政府不得不下令：任何外國船，不得進入珠江口內。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大英好不容易摸到了中國的門口，但中國政府對他們並不歡迎。張西平先生說，明清之際的“東西雙方好像處在‘初戀’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真是大錯特錯矣，什麼情人眼裏出西施？英國人把中國當西施了，自是不錯，但中國人從未把英國人看作是範蠡。相反，他們把英國人看作是紅毛鬼了。英國如此摸中國，感覺是在向它表示自己的好感；中國如此被摸，感覺對方是在向自己耍流氓。雙方的認識與感覺，絕不在一個層麵上！
大英摸到中國政府門前時，不但沒有彼此擁抱上，相反，“初戀的情人”鬧起了別扭，大明宣布再也不要看到紅毛鬼了。宣布得對，他們是再也看不到英國鬼了，因為政府已經自顧不暇了，黃炎培所謂的曆史周期率的時間到了，李自成反了，大明朝玩完了。
與此同時，台灣的鄭氏政權宣布對外商給予優惠，免稅三年。英人一聽大喜，紛紛跑到台灣做生意，甚至賣軍火給鄭氏政權。但一者鄭氏政權說話不算數，不久就借口沒錢開始征稅了；二者鄭氏政權對付不了清政權，於１６８３年滅亡了。康熙覺得台灣乃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失之無所損，想把它贈給荷蘭，後來因施琅強烈反對沒弄成。所以英國人不得不把“多情”的目光再次轉向中國大陸。但是中國大陸大清政權初建，看誰都像陰謀家，海禁政策執行得更嚴了。英國人雖然找到中國了，但是沒法建立自由貿易關係，這讓他們急得團團轉。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康熙覺得社會足夠穩定和諧了，就一下子開了四個通商口岸。除了廣州，另有廈門、寧波、雲台山，並設四海關，專為收稅。海關官員隸屬戶部，並受地方督撫監督，稱海關監督。其中，粵海關監督掌管廣東沿海各口和珠江三角洲的航運及征稅事宜，在西方人眼裏成為清帝國最肥的官職。可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粵海關監督才一向由滿人擔任。粵海關監督乃是與總督、巡撫平行而班次略後的官階。 有時候也由總督兼管，或由巡撫、將軍代理。美國學者馬士說，粵海關監督在他的任上，要滿足三個願望：首先要滿足他的北京恩主們的發財願望，其次需要滿足自己的發財願望，第三是滿足他的僚屬們的發財願望。為此，三年任期需規劃如下：第一年他需弄夠自己買這個官職所花的錢，第二年他要弄夠自己為保此官所花的錢，第三年職務到期，他要在卸任前弄鼓自己的腰包、掙出自己的養老保險。那麼羊毛出在哪兒呢？
從１７世紀開始，粵海關的進出口稅率一般不超過貨價的百分之四，也就是說，稅率不高。但是中國海關除此之外，還要征收船鈔與規禮銀。船鈔征收的辦法是將外國商船的長度乘以寬度，按體積大小分為一、二、三等收稅。辦法是死的，可大清官員是活的，所謂的一、二、三等可完全由他們說了算。光量船的長度，就有兩種量法。一種是船頭至船尾，還有一種是從後桅之前量到前桅之後。雖然後一種量法是當時唯一合法和照例的成規，但中國的丈量員不接到賄賂是絕不按常規來的。所以雙方經常討價還價，英國人算是充分體驗到了“中國特色”的中國方法了！
至於規禮銀，也叫規費。它是粵海關官吏向外國商人征收的一種私費。粵海關原先規定，外國商人需要向負責開艙、驗貨、丈量、貼寫、放關、押船等各色海關關員交納各種辛苦費。統一到一塊，就叫規費。這種費用更有彈性，讓英商叫苦不迭。
讓英商不滿的還有，他們來到廣州，隻能與廣東的外洋行（半官方的對外貿易機構，俗稱十三行，簡稱“洋行”，產生於粵海設關的第二年，也就是１６８６年。行商名義上由清政府委派富戶擔任，但是這些富戶須向有關官吏大量行賄才能謀得行商執照。入行時還得由幾家行商或者全體行商聯合作保。行商最多時數目達到二十家，少時七八家，沿明朝之習，名曰十三行，實際上並無定數）做生意。其他的天朝百姓無權與英人接觸，這叫天朝特色的壟斷吧。
１７１５年，東印度公司決定直接對華通商，可是考慮到廣州官吏的勒索，公司大班（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ｃａｒｇｏｅｓ）出麵向粵海關提出了諸多條件，重要的有：
一是英人有同任何人做不受限製的貿易的自由。
二是英人有任意雇用或解雇中國仆役的自由，以及對他們自己的英國仆人的管轄權。
三是有為他們的商館和船舶購賣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自由。
四是粵海關應該保護他們不受平民和官吏們的欺侮及勒索，因為官吏每年都加收新稅和勒索。
五是廢除“百分之四”（基於出售和購賣的價值）的貨稅征收，並且粵海關所作的一切要求或索求應和船鈔同時提出並加以規定。
東印度公司的大班想得也太美了，答應了他們，海關監督還咋按規劃一步一步地完成自己的三大心願先富起來？還有，英國人自由與中國人接觸，中國不就被帶壞了嗎？總之， 不管從哪方麵來講，大清政府都不會同意這些英國鬼子想出的鬼主意的。
１７２０年，外洋行的行商們聯合起來，歃血為盟，成立公行組織。規定：凡屬外洋進口貨物，統一由公行承銷：內地出口貨物，統一由公行劃定價格代辦，平均支配，不許競爭。在英商眼裏，這就是貨真價實的壟斷了，東印度公司大班極力抗議，並以斷絕貿易相威脅，一年後公行製被總督廢除。
１７２６年，清政府規定，各色辛苦費折合征收，洋船進口收規禮銀一千一百二十五兩九錢六分（但據英方資料記載，英國商船不論大小均需向粵海關交納規禮銀一千九百五十兩），出口船收規禮銀五百三十三兩八錢。上述規禮銀與船鈔、貨稅一樣均需解交戶部。也就是說，私費充公了。這就使得粵海關官吏還得想辦法經營“自留地”。為此，東印度公司大班多次抗議，不過抗議無效！
１７５４年，廣州建立保商製度。因為按照行商最初的規約，一個行商頂多可以承銷一隻洋船的一半貨物，其餘的由其他行商分銷。這樣一來，公行製被廢後，給廣州當局的管理帶來了問題：不但沒人管理洋商的活動，還有礙於稅收的通暢。於是，兩廣總督兼粵海關監督策楞建立了保商製度。他的考慮是，於各行商內選擇殷實之富商，讓他們給洋商做保人，這樣政府收稅方便。從此，外國商人一到廣州，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保商，而保商必須是十三行中的一家，洋商的稅款，保商們要擔保；洋商進出口貨物價格，由保商們確定；洋商、洋船、船上水手的一切行為，從買一籃子水果直到一件謀殺案，保商都要負責。如果不考慮政府對於行商的勒索，這種保商製對於行商還是很劃算的，發財挺容易的。而對於洋人來講，則是大大的不樂意，他們想跟廣州所有人做生意而不是被保商如此承包，同時各種名目的勒索隻多不減，大班甚至揚言不再來廣州做生意了，但這種嚇唬對天朝並不起作用。一句話，你離了俺不能過，俺離了你，照樣是天朝上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