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從數據對比看，奧巴馬第一個任期的經濟表現要優於媒體的冷嘲熱諷，而在筆者看來，數據甚至還低估了奧巴馬的功績。原因有四：其一，奧巴馬成功避免了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將美國拖入另一場大蕭條。其二，根據經濟學理論和曆史經驗，危機中經濟下滑的深度越大，反彈的力度也就越大，奧巴馬避免了過度的經濟下滑，從而也削弱了其自身的數據表現，就像馬丁·沃爾夫所言：“複蘇的速度不是一個很好的衡量經濟政策是否成功的指標，考慮到這次金融危機的強度，正是由於收縮過程如此溫和，而導致複蘇勢頭看起來顯得較弱，這實際上是政策的巨大成功之處。”其三，2012年美國實現周期性領跑，在全球主要國家中，美國甚至是唯一一個實現增長率高於2011年的國家，這種領跑最近十餘年來十分罕見。其四，在共和黨人反對更多經濟刺激的背景下，挽救美國經濟於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的雙重打擊，奧巴馬取得現有經濟成果實屬不易。
那麼，奧巴馬為什麼沒有得到美國大眾的認可，甚至受到眾多媒體和市場非議？在筆者看來，一方麵，奧巴馬的救火表現不像羅斯福那麼英勇豪邁，也不若克林頓那般兌現政府由虧轉盈的關鍵承諾。另一方麵，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奧巴馬生不逢時，奧巴馬恰恰身處一個美國經濟走下神壇的黯淡年代，從裏根執政時期的1986年開始，美國GDP占全球的比重就從2523%的曆史高位漸次下滑，到奧巴馬上任前的2008年已經跌至2038%，一個任期過後，2012年這一占比降至1891%。這樣的失落年代，即便再怎麼英明神武，也很難成就喬治六世那般的偉人傳奇。
奧巴馬的變革無法扭轉時代的變革，奧巴馬的偉大難以比肩時代的偉大，一個急速前進的多元化時代大口吞噬了奧巴馬的個人功績。這是時代的偉大壯舉，是美國經濟的必然結局，也是奧巴馬的個人悲劇。
奧巴馬的又四年：前進何方？
那麼，下一個四年會怎樣？市場和媒體往往更關注奧巴馬的政策選擇，實際上，奧巴馬的第一個四年已經充分表明，比奧巴馬更重要的，是奧巴馬身處的時代。時代很難言狀，但數據給我們指引了方向：根據IMF的預測，2013—2016年，美國經濟有望實現212%、294%、336%和341%的增長，年均增長率為296%，基本趨近曆史平均水平；2016年，美國實際GDP有望達到1527萬億美元，較2012年增長1235%，年均複合增長率為295%；2016年，美國產出缺口有望從2012年的406%降至115%，失業率有望從2012年的868%降至446%，財政赤字的GDP占比有望從2012年的823%降至646%，美國負債率則可能從2012年的10718%升至11419%。毫無疑問，IMF更新於2012年10月（美國大選前）的數據可能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奧巴馬第二任期內美國經濟的基準情形，但即便在這種略為高估、稍顯樂觀的基準情形下，美國GDP占全球的比重依舊年年下滑，2016年將從2012年的1891%降至1809%，而且此種假設前提下，2017年，美國經濟將丟掉GDP規模全球第一的寶座，被中國經濟實現規模趕超。結論非常清晰，時代主音沒有變，多元化格局的自我強化將在未來四年進一步侵蝕美國經濟的霸權地位。
實際上，奧巴馬一語成鑒，在2009年1月第一次就職演說中，他就曾犀利地指出：“危機難以測量，但更難以測量的是其對美國人國家自信的侵蝕。現在一種認為美國衰落不可避免，我們的下一代必須低調的言論正在吞噬著人們的自信。”事實上，從奧巴馬第一個四年的回顧和第二個四年的展望來看，美國衰落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已經發生，並將繼續發生。身處這樣一個霸權失落時代本就令人憂慮，更雪上加霜的是，奧巴馬V20時代，他還將麵對雙重額外的、現實的、來自美國自身而非時代的經濟發展壓力。
壓力之一是財政懸崖、龐奇遊戲和國債上限的“三元悖論”。財政懸崖是指美國經濟於2012年底2013年初由於2001/2003減稅政策到期和2013自動支出削減機製的啟動而將麵臨的增長懸崖，即由於近6000億美元政府支出的突然減少，可能導致GDP增長1~15個百分點的基準損失，甚至可能將美國經濟直接拖入衰退。龐奇遊戲意指債務滾雪球的遊戲，美國負債率早已超過80%的國際警戒線，高於100%等於技術性破產，盡管危機背景下，避險需求十分青睞美國國債，但隻要市場不再相信這種遊戲，龐奇遊戲就將迅速崩盤。此外，在國債上限方麵，美國也將自2013年初開始就持續麵對調升國債上限的斡旋困境。財政懸崖、龐奇遊戲和國債上限都很危險，更危險的則是他們矛盾著的並存。解除財政懸崖迫在眉睫的警報，則將在短期內加速國債上限觸頂風險的顯現，並還會在長期內給龐奇遊戲帶來更難以承受的負擔。在短期和長期之間，在財政懸崖和財政鞏固之間，三元悖論讓奧巴馬的每一個選擇都飽含風險。
壓力之二是政治和金融領域的雙重對抗。在政治領域，連任後的奧巴馬麵對的，依舊是一個跛足的政治結構，民主黨和共和黨分控國會兩院，任何政策都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對抗。在金融領域，奧巴馬在連任競選過程中就顯現出盡失華爾街人心的態勢，2008年，摩根大通、花旗、美國銀行、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這五家銀行共向奧巴馬捐款350萬美元，而2012年他們隻給奧巴馬捐了65萬美元。奧巴馬連任後，美股又用單日大幅下跌宣泄著華爾街的不滿。事實上，奧巴馬在第一個任期內對華爾街不薄，他不僅在上任伊始拯救了瀕臨險境的金融機構，還通過促成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為美股收複危機失地、為美國金融機構涅槃重生創造了機遇。但沃克爾法則和DoddFrank金融改革法案讓奧巴馬受到了華爾街的敵視，而隨著伯南克在羅姆尼攻擊下露出退意，隨著美國寬鬆貨幣政策的實際空間日趨縮小，“奧巴馬—伯南克模式”的可能完結也進一步削弱了奧巴馬對華爾街的吸引力，加之奧巴馬在連任競選中對富人階層咄咄逼人的態勢，華爾街最終反目。政治和金融領域的雙重對抗將使得奧巴馬的政策選擇及其政策效果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