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地緣。一個軍政首領如果將視野僅僅局限在血緣關係上，那也是難以成就大事的。中國傳統的血緣家族的特點就是相當固定地生活在一個狹窄的地域範圍內。幾千年來。中國農村的通婚圈一般不會超過20公裏。在這個狹小的地域內，是不可能為軍政首領提供各式各樣的優秀人才的。因此，軍政首領在選擇幕僚時就不可能僅僅局限於血緣條件。於是，地緣就成為僅次於血緣的一種重要關係。地緣關係有其相對性，鄰近村落的人相對於較遠村落的人，具有緊密的地緣關係，一個地區的人相對於另一個地區的人有緊密的地緣關係，同省的人相對於他省的人有緊密的地緣關係。長期生活在一個共同的環境中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語言、風俗習慣，使彼此有一種熟悉感、親切感，他們的情感容易溝通，有較強的鄉土認同感。在中國的地緣關係中，省界觀念可以說是最為強烈的一種關係。
第三是業緣。所謂業緣就是人們在社會活動中所形成的師生、同學、同事、結拜兄弟等較為廣泛的關係。這種業緣關係，雖有親疏之分，但情感融洽、誌趣相投的，也可以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關係，甚至可以與血緣、地緣關係相提並論。西北軍首領馮玉祥就是一個不重視血緣與地緣，但重視業緣的幕主。馮的“五虎上將”張之江、李鳴鍾、鹿鍾麟、石敬亭、宋哲元，以及“小五虎將”韓複榘、孫連仲、孫良誠、張維璽、石友三，或是清末馮玉祥在第二十鎮的同事，或是民初馮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時的團長、營長。蔣校長除了重視血緣和地緣關係外，也非常重視業緣關係。他是從黃埔軍校練兵起家的，還兼任陸軍大學、中央軍校及各軍事學校校長。凡是從上述學校畢業的都是蔣校長的學生，蔣就可以以師生關係籠絡他們為他個人效忠。此外，結拜關係也是一種重要的業緣。《三國演義》中劉備、關羽、張飛“桃園結義”以及《水滸傳》中“梁山一百零八將”的故事深入人心，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近現代軍政首領都熱衷於利用結拜來結成勢力集團。例如，奉係集團早期成員馮德麟、張景惠、湯玉麟、張作相等與張作霖都是結拜兄弟。蔣校長也同樣熱衷於此，他從走上江湖開始，就先後與陳其美、黃郛、李宗仁、馮玉祥、張學良等數十人結為金蘭，相互援引利用。應該指出，業緣的可靠性、凝聚力和向心力總的來說不如血緣和地緣。如前所述，馮玉祥的幕府是完全依靠業緣關係建立起來的，但也正因為如此，馮玉祥的幕府垮得最徹底。1929年，韓複榘、石友三首先被蔣校長收買而背叛了馮玉祥。1930年中原大戰失敗後，馮玉祥幕府瓦解，煙消雲散。相反，依靠血緣和地緣關係結合起來的閻錫山幕府卻能重整旗鼓、東山再起。蔣校長深知這一點，他重用黃埔學生，但更信任血緣親戚和浙江同鄉。黃埔一期的宋希濂後來總結道：“蔣校長用人的標準第一是親戚，第二是同鄉，第三是學生。而他真正給以軍權的，主要還是親戚和同鄉。”這樣的總結顯然是符合實際的。
李默涵孤家寡人一個，血緣肯定利用不上了。那麼就隻能利用地緣和業緣。李默涵是蕭縣人，而且首先在蕭縣宣布廢除各項苛捐雜稅，因此，蕭縣人對他頗有好感。於是，李默涵便決定從蕭縣提拔一批鄉黨。
李默涵首先想到的是蕭縣縣長王士驊，他特地派人去蕭縣把王士驊接到徐州，然後將他比作自己的蕭何，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委以重任。王士驊是個比較傳統的讀書人，相信“君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的理念。於是乎，王士驊一腔血氣被激了出來。
他對李默涵說道：“如果鎮守使真的要選用賢能，不妨效法戰國時的燕昭王，鎮守使可知千金買骨的典故。”
公元前314年，燕國發生了內亂，臨近的齊國乘機出兵，侵占了燕國的部分領土。
燕昭王當了國君以後，他消除了內亂，決心招納天下有才能的人，振興燕國，奪回失去的土地。雖然燕昭王有這樣的號召，但並沒有多少人投奔他。於是，燕昭王就去向一個叫郭隗的人請教，怎樣才能得到賢良的人。
郭隗給燕昭王講了一個故事說：從前有一位國君，願意用千金買一匹千裏馬。可是3年過去了，千裏馬也沒有買到。這位國君手下有一位不出名的人，自告奮勇請求去買千裏馬，國君同意了。這個人用了3個月的時間，打聽到某處人家有一匹良馬。可是，等他趕到這一家時，馬已經死了。於是，他就用500金買了馬的骨頭，回去獻給國君。國君看了用很貴的價錢買的馬骨頭，很不高興。買馬骨的人卻說，我這樣做，是為了讓天下人都知道，大王您是真心實意地想出高價錢買馬，並不是欺騙別人。果然，不到一年時間，就有人送來了3匹千裏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