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禁令固然是好事，隻是這思想僵化已久，又豈是朝夕能再被推動的？”司淵渟這些年看著百姓們逐漸變得麻木，敢說話的人也越來越少，這樣的愚民政策對當權者而言也許能在短時間內讓集權最大化，然而隨之而來的便是國家的衰敗與倒退。
“所以我想要把科舉製度重新改為三年一辦。司九，我知道你急於讓朝廷換一副新的景象，然而是你跟我說的，很多事情急不來。從父皇到楚嶽磊，百姓們也不是一朝被禁錮成提線木偶的。我們鼓勵百姓敢言敢思，也要給時間那些寒窗苦讀中的學子，等他們當中有人意識到環境已經開放，他們再次開始去想那些一度被列為禁忌的，並暢所欲言說出過去不敢說的話時，再重新舉辦科舉考試。”楚嶽峙又如何不知，要讓思想重新流動起來並非易事？可正因為不是易事，才更證明那才是真正應該做的事。
他要推行仁政，可什麼是仁政？難道繼續愚弄百姓，出了事就以強權壓製便是仁政了嗎？顯然不是。他要推行的仁政，是能聽到百姓聲音的仁政，可若是百姓根本不敢說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他即便是想要聽到百姓的聲音，也依舊會是一個高高在上的聾子。
腐敗是從朝廷開始，腐化的結果卻是百姓來承受。
百姓畏於強權，不言也不語，是因為他們知道說了也沒有用，知道反抗除了受到更多的打壓甚至是迫害以外並不能改變他們的處境，所以他們漸漸不再言語。司淵渟想要在科舉中選出可用的之才，可科舉考的是什麼？從鄉試開始便是四書五經，一直到最後入宮的殿試，才有司淵渟提出那些學子們根本不敢想也不敢答的策題。在殿試以前，學子們為了能過鄉試與會試，隻敢也隻會寫迎合考官的文章，越是有自己思想的人，越難通過考試。如此惡性循環，無論司淵渟舉辦多少次科舉都沒用，因為從一開始，真正的人才就已經落榜了。
這中間的因果關係，司淵渟未必就不懂，隻是在重重壓力下，司淵渟已經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首先無論是國子監還是書院與私塾，所學之書需全部重新編著，將此前的種種枷鎖去掉。其次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