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個月後，我接到新加坡警察總監福爾傑的一封信。他認識我的父母，並且聽說我在康沃爾，就邀請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頓的老家作客。我們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興趣的，是衡量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感興趣的，是同他接觸，並且看看戰後的英國殖民地警察首長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一起打高爾夫球。我的球藝很差，但卻度過了一個有意義的周末。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說。他們知道我不是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也知道，在憲製上我的行動是光明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產黨沒有聯係，也不同情共產黨的作為，因為我們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 5月，我們到倫敦去，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後考試。那個周末，剛好碰到一大批足球迷，我們下榻的旅館，大門小門從早到晚一直砰砰作響，使我們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溫習功課。但考試結果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必須為不在倫敦而付出代價。因為不在倫敦，我們沒聽有關講師講課，而這些講師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們根據所教的新個案出考題。沒有人獲得一等文憑。我考獲二等文憑，名列第三；芝則考獲三等文憑。不過一切還算順利。1950年6月21日，我們根據典禮的要求，戴上假發，穿上禮袍，在中殿法學協會的宴會大廳裏，獲頒律師資格。生命即將由此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興。回顧過去四年在英國的生活，我相當滿意快慰。我目睹飽受戰爭摧殘的英國，人民並不因為他們蒙受慘重的損失而淪為失敗主義者，也不因為在戰爭中取得勝利而變得傲慢自大。倫敦市區每一個被炸過的地方，都整理得幹幹淨淨，殘瓦斷垣都整齊地堆疊在一邊，有些還種上花草灌木，使廢墟顯得不那麼刺眼。這是英國人所表露出來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講究紀律的一部分，
英國人對自己人和外國人都彬彬有禮，令人敬佩。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駕車人士所表現的禮貌態度：你向有權先行的車子揮手示意，對方也向你揮手致謝。這真是一個文明社會。我也很懷念劍橋大學。就在這所大學裏，我跟不尋常的一代一起學習。他們都是20多歲的歸國戰士，有些甚至30多歲，結了婚，有孩子。他們親眼看過死亡與破壞，變成很認真嚴肅的人。有些人大難不死僥幸歸來。菲茨威廉就有一個學生因為所駕駛的飛機墜毀，臉部嚴重燒傷，盡管再三施行整容手術，看起來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戰勝了自己。他知道自己臉容毀損變形，頭幾次碰麵會把陌生人嚇一跳，所以盡量表現出一種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憐的神態。由於不向命運低頭，他的生活過得最有意義，
當時的劍橋並不是屬於那些隻求玩樂、以華而不實的作風互相炫耀的年輕人的。不錯，校內有幾個在和平時期服役剛剛期滿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們是少數，起不了帶頭作用。倒是那些複員後入學的學生，也就是那些帶著醜陋的戰爭傷疤的學生，使戰後的劍橋大學成為一個學習如何收拾戰爭殘局的地方。我有幸跟這一代的英國人一同生活，一起學習。
當然，那時候也有過並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為我服務的英國男女，他們也許覺得服侍一個邋遢貧窮的亞洲學生有損尊嚴。有些女房東尤其刻薄和頑固。可也有像廷塔格爾的梅勒太太和倫敦中國協會的管理人傑克遜太太那樣的英國人，她們待我非常好。我負笈英國數年，最難以忘懷的就是傑克遜太太。會所設在戈登廣場的中國協會，是英國政府利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協會向所有華族學生開放。會所靠近倫敦市中心，我覺得對華族學生最為方便，何況地方又是那麼清靜。
傑克遜太太對所有學生都很友善，對我一開始便特別和藹。大學放假期間，由於我的地址從劍橋改為倫敦，又從倫敦改為劍橋，再從劍橋改為廷塔格爾，戈登廣場16號便成為我的通訊處，也是我們存放備用皮箱或書籍的地方。我和芝在倫敦沒有家，所以時常到中國協會去。我們可以在裏頭用熱水、肥皂和幹淨的臉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煙灰，一分錢也不必付，隻需帶著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於協會會所免付租金，所以傑克遜太太也能夠給我們提供上好豐富的下午茶，每人隻需付1先令而已。
至於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戰後初期英國物資短缺的歲月裏，如果你不是外國留學生，你無法想象在倫敦租用起居兼臥室兩用的房子，生活是多麼困難和不便。房東太太隻提供早餐。早餐過後，我和芝便得離開房間，好讓房東太太打掃。我們隻好到公共圖書館去讀書，午餐和晚餐則在餐館解決。因此能找到一個清潔寧靜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簡直是莫大的奢侈享受，何況還是免費的。
意想不到的後果
1956年，我在倫敦參加有關新加坡前途的憲製會談時，特地到戈登廣場探望傑克遜太大。她看見我異常高興，我又何嚐不是這樣。但我跟中國協會的聯係，卻使我在政治上麵對意想不到的後果。好多年後，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檔案裏發現一些舊報告，指我和芝經常到中國協會去，以便同來自中國的親共分子打交道。當時，毛澤東在中國內戰中即將取得全麵的勝利，緊跟著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一份報告甚至說芝是一個比我還要激進的左翼分子。我對政治部的報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蘭郵船“威廉勒伊斯號”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號”是來往於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間最好的輪船，很新，又有冷氣設備，所提供的印尼和荷蘭飯食頂呱呱，還有幾百名身穿民族服裝的爪哇侍應生殷勤服務。這該是我們告別英國的一次大膽花費。我們住頭等艙的兩個艙房，旅途中始終很愉快。我隻有兩次暈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開灣時，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時候。我吃不下飯，隻吃點不塗牛油的烤麵包和牛肉幹。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8月1日，我們抵達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覺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從此將進入一個不同的階段，而且是一個異常不同的階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識到今後可能麵對的危險。雖然我們住的是頭等艙，可是那位係著領結親自上船來的移民官福克斯先生，卻要我安分和識趣。他讓我和芝一直等到最後，才查看我們的護照，然後莫測高深地說：“李先生，我想我們會多了解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心恐嚇我，我可不會被他嚇倒！
後來，我發現他給我記下的黑點，包括懷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達佩斯出席世界青年節大會。那年暑假，蘇聯利用匈牙利充當東道主，舉辦這個由共產黨組織的大會，設在倫敦的國際學生聯盟則邀請英國的有關團體參加。有些馬來亞和新加坡學生之所以接受邀請，是因為這不過是一個出國廉價旅行的大好機會，隻需付回程的火車旅費而已。吳慶瑞、莫裏斯·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許多人都去了。然而他們一到那裏，林豐美和新加坡一個秘密共產黨員約翰·伊巴卻讓他們組成一支代表隊，舉著“馬來亞為自由而戰”的橫幅列隊遊行。英國情報人員得到這個消息，考慮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後可能鬧事，便把參加者的名單寄給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員跟我父母親麵談，然而由於父母親對我們的行動一無所知，無法作出任何澄清。結果，當局不曉得他們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Lee(DennisKimYew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KuanYewLee)。
不過，在有關我的檔案中，卻有其他的報告使我與眾不同，從而使我成為“威廉勒伊斯號”最後一名辦妥手續下船的乘客。1981年，一名研究員把1950年 6月28日總督府的一份會議文件拿給我看。原來在這次會議上，政治部主任奈傑爾·莫裏斯建議在我和芝從英國回到新加坡時，立刻扣留我們。但是警察總監福爾傑，也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請我們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周末的先生卻不同意。會議記錄還進一步記述總督、英軍總司令和輔政司支持福爾傑的看法。他們認為我們兩人都出身名門，如果逮捕我們，公眾的反應一定很壞。相反地，他們表示如果善待我們，並把我們爭取過去，那就有利無弊。有人認為英國駐東南亞最高專員麥唐納，“就是—個適當的東道主，因為他經常邀請學生共進晚餐”。事實上，我們返回家門幾個月後，麥唐納便邀請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