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大學決心維持悠久的傳統。這種傳統隨著歲月的流逝，越來越顯得奇特，但卻增加了劍橋作為一個古老學術中心的神秘性。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學生以所就讀學院的資曆高低為序，排成一行，然後在導師帶領下，走進幾座法學院附近的評議會大廈。他們一進裏麵，便每次五人，每人握著導師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導師逐一把他們帶到身穿禮袍坐著的校長跟前。學生和導師也依照他們獲得的學位，穿上相關的禮袍。等待領取學位的學生身穿短禮服，肩上報著一條綴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後晃來晃去。導師把學生介紹給校長，校長於是一麵說著拉丁語，一麵把學位頒授給學生。比利·撤切爾以學監的身份親自帶領我和其他學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的學生因為不屬於劍橋大學的任何學院而排在最後。典禮舉行過後，我們在指導教師和其他同學陪伴下，到評議會大廈外邊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學院幾位教過我和芝的法科講師，以督導的身份也到場同我們分享快樂，特雷弗·托馬斯也在。楊邦孝把當時的情景一一攝入鏡頭。
接著我們轉到三一法學院托馬斯的套房，開香檳再慶祝一番。另一位講師 T·伊利斯·劉易斯博士也來參加。我們都很親切地叫他 TEL(姓名第一個字母的縮稱)。他教過我們，是個威爾士人。他有副討人喜歡而顯得滑稽的麵孔，禿頭，細微的白發散在兩邊，臉上戴著無框眼鏡。他對我和芝說：“如果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三一法學院來。”
1952年我們的大兒子顯龍出世時，我寫信給三一法學院的高級導師，預先給他訂了個學額。可是，19年後顯龍到劍橋大學深造，卻決定進入三一學院，也就是當年牛頓所建立的最優秀的數學學府。在三一學院的優秀導師教導下，他以兩年時間修完三年的課程，並獲得數學一等榮譽學位。
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所拍的照片當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撒切爾站在我和芝中間的那一張。我沒有令他失望，我的“女友”也一樣。撤切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對手下的學生不借花費許多時間細心教導。有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起喝茶時，他指著幾個正在特朗平頓街挖掘泥土的工人說，他們在短短三個小時裏就喝茶休息兩次，過去和戰爭期間他們的工作態度就不這樣。現在他們不願意賣力工作，國家是不會進步的。我原本以為他是一個反動的老頭子，但他教的卻是經濟學。幾年之後，我得出的結論是，他知道國家的經濟靠什麼才會增長。又有一回，他對我說：“你是華人，你們華人有數千年的悠久文化作後盾，這是極為有利的條件。”1949年6月，就在我們快要離開劍橋的時候，一天早晨他邀請我和芝最後一次在一起喝咖啡。他輕拍一下芝的手，然後看著我說道：“他太急躁了。別讓他老是這樣匆匆忙忙。”他對我的性格果然看得很透徹；但他也曉得我這一生有個認真奮鬥的目標，而且一日不實現，絕不罷休。
既然畢業了，我們就趁機外出度假10天，這一次是乘旅行車到英格蘭和蘇格蘭遊覽觀光。但是，我們對法科的研究還沒完成。要在新加坡當律師，單靠劍橋大學的學位是不夠的。我們還得在英國取得普通律師資格或是能到高等法院辦案的律師資格。我們於是加人中殿法學協會。中殿法學協會是英國四個法學協會之一，負責教導法科學生和鑒定學生的律師資格。
我們旅行回來便設法住在倫敦，不久找到了一個居住單位，距離菲茨薑道我的舊住所不遠。可是在芝方麵，家務和學習總是難以兼顧。於是，我們決定不上法學協會的課，留在康沃爾的廷塔格爾獨自苦讀，準備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後考試。
我們曾經在這個地方的一座莊園舊宅裏度過幾次假期。這座舊宅由梅勒太大和她的三個兒子協助管理。梅勒太太為人通情達理，樂於助人，對我們的飲食照顧得很周到。整座房屋就住我們兩個人，到了夏天才有其他幾個住客。我們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或是沿著周圍的鄉間小路散步，呼吸新鮮的空氣。溫暖、潮濕的西南風吹得我們心曠神情。我們唯一的娛樂就是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國內廣播，所用的派耳牌收音機是我從劍橋買來的，它給我們帶來許多輕鬆歡樂的時刻。我發覺收音機比電視更能起刺激作用。我們聽過好些節目，包括第一係列的“裏思講座”，由羅索主講，講題是《權威與個人》。羅素老人的聲音優美，帶點舊式的聲調和發音。他的講話閃耀著智慧的光芒，他能用簡單高雅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思想。晚飯後則有《又是這個家夥》的輕鬆娛樂節目，由托米·漢利主持。他所講的笑話逗人發笑，不下流，有趣，不談性，也沒有雙關語。
在運動和消遣方麵，我打高爾夫球，大半是一個人打，地點在阿瑟王城堡旅館的九洞高爾夫球場。除了假期以外，這座球場平時空無人影，加以場內多丘陵又多風，像我這樣一個笨瓜，有這麼一個球場，正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保持身體健康。我和芝花費許多時間尋找打失的高爾夫球，卻往往找到別人打失的，質地比我的好。芝也趁機采摘野生蘑菇，由梅勒太太替我們煮，味道倒是挺鮮美的。
馬來亞大廈裏的談論
我們在中殿法學協會勉強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麼可口了。為了要取得律師資格，我們每個學段必須在協會的餐室“進晚餐”3次，這是所有學生都必須遵守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乘坐7個小時的火車，到帕丁頓車站。但這也讓我們有機會在布賴思斯頓廣場的馬來亞大廈，會見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朋友。我們所談的，是留學倫敦的英國殖民地學生所喜歡談論的課題，那就是我們未來的自由鬥爭。在我的萊佛士學院同學當中，有些在政治上是很活躍的，如吳慶瑞和杜進才。
吳慶瑞是我就讀萊佛士學院時期的經濟學導師。他在倫敦經濟學院修讀理學士課程。杜進才則在倫敦大學攻讀生理學理學士課程。他們和其他幾個人組織了一個稱為“馬來亞論壇”的團體，目的是要在學生當中培養政治意識，同時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獨立國早日成立。論壇的成員來自所有種族群體，包括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歐亞裔。而論壇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它采取反殖立場，但主張非暴力，同馬來亞共產黨毫無關係。論壇的成員舉行集會時，往往邀請英國的政界人物、工黨政府的初級部長如伍德羅·懷亞特或是保守黨和自由黨的國會議員來演講。
我們大談了一陣子之後，便從馬來亞大廈出來，到大理石拱門，並沿著埃格韋爾路一間一間地到酒廊痛飲一番。英國的啤酒糟透了，談而無味，又帶有濃濃的英國特有的“苦澀”味道。即使經過多年之後，我還是不喜歡英國啤酒。可是當年我們這些窮學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裏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談醇啤酒價錢很貴，威士忌則貴得叫人動也不敢動。我們隻好一麵喝啤酒，一麵暢談我們回到新加坡之後所要幹的大事。
我離開英國之前，決定同馬來亞共產黨駐倫敦非正式代表林豐美接觸。林豐美於1934年獲得女皇獎學金，但是後來他對讀書失去興趣，卻被共產主義事業吸引。他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從未及格，劍橋大學學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倫敦，出版一份親馬共的油印小報，叫做《馬來亞箴言報》，內容糟透了，是一種粗糙的宣傳品。但他本人卻是一個意誌堅強的家夥。我打電話約他會麵，他約我在《每日工人報》辦事處外見麵。《每日工人報》是英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設在艦隊街附近。我帶著芝一起去。芝認識他，原來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一個怪人，不直接到我們能夠談話的地方，而是帶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穿過狹窄的街道，毫無必要地東轉西轉，最後才在一個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下來。這地方顯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濃厚的無產階級氣息。開始時我們講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話，接著我單刀直入問他為什麼所有共產黨人都把他們統一戰線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工人一舉吞沒，並且引用共產黨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為做例子。他極力否認這一點，而且表示這兩個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分子加入共產主義陣營，是因為深信共產主義事業比他們的優越。我認為他完全脫離現實，隻生活在自己編織的美夢中，而他本人則是這個美夢中的一個偉大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