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古羅馬文書，羅馬對中國的認識還處在“賽裏斯”神話階段，當然不會有派人出使中國的記載。但《後漢書》卻明確記載，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一位羅馬使者到達洛陽，“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這件事的真實性無可置疑，“安敦”就是當時在位的羅馬皇帝安東尼·庇烏（antoninlepieux）。這位羅馬使者從日南（今越南）入境，大概沒有走絲綢之路，而是乘船從印度洋而來。文書上沒有記載他的旅行路線，甚至沒記下他的名字，隻記下他進貢的禮品。這位自信的使者可能認為他獻給漢朝皇帝的都是無價之寶，但在洛陽宮廷裏，這些不過是司空見慣的普通物品。歐洲人的第一次東方外交似乎沒有引起中國人的關注。
使者還帶來了羅馬皇帝希望與中國通商的願望：“（大秦）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這位使者向漢朝皇帝詳細介紹了羅馬的情況，加上甘英出使帶回的情報，中國人對羅馬的認識清晰多了，排除了以前那些神話傳說。《後漢書·西域傳》中介紹大秦國的一段敘述，相當精彩準確：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雲海西國。地方數千裏，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有的學者認為，“犁鞬”就是亞曆山大城的譯音。
“（大秦）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圜百餘裏。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裏。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這段文字描述了羅馬城都用白灰塗屋頂，羅馬男人都理短發（中國人剃發是一種刑罰），穿有刺繡圖案的服裝，宮殿和餐具多用玻璃。可見當時漢人還不了解大理石與玻璃的區別。
《後漢書》還記載了羅馬的政治製度：“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
看來，漢朝人已經較為清楚地了解到羅馬的議會和執政官選舉製度，並以欣賞的口吻提到它。令漢朝人難以理解的是，國王被廢黜為什麼不怨，因為在漢朝，皇權是一日都不可缺少的。特別是安敦使節來中國時正值桓帝在位，外戚、宦官輪流弄權，漢朝政治烏煙瘴氣，正直的士人不是被殺，就是入獄，東漢王朝已經走向末路。東西方的權力觀念如此不同，漢朝人隻能把羅馬人的輪流執政理解為道德的高尚。他們不知道，在愷撒之後，個人專製在羅馬就很難行得通了。
在東西方世界開始互相尋找的時候，中國人更多地接觸了羅馬人，這是一個極好的交流機會。如果中國人繼續保持張騫和班超的開拓精神和冒險精神，把絲綢之路一直延伸到羅馬城，一定會大大促進世界的文明進程。但中國人沒有把握住這個機會。幾十年後，由於東漢朝廷的黑暗和腐敗，導致了魏晉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300多年的分裂和戰亂，絲綢之路開閉無常，東西方陸路交通往來進入了低潮期。此後，直至繁榮昌盛的中國唐朝，絲綢之路才重新貫通，成為重要的國際商貿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