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於都附近那座曾經駐過二十軍醫療隊的小樹林裏，彥來發覺什麼也沒有，雜草中間或有幾株野花，稀稀拉拉幾棵小樹，稍大一點的早讓人砍去派了用場，附近根本沒有人家，當時就沒有，現在也沒有新遷來的。
他試著去了平頭寨。
二十軍的人被殺十多年了，當地人一提那事就變臉變色。雖然現在是國民黨統治，人們還是不願意也不敢再提當年事，隻是怪怪地望定提問的人，低頭匆匆離去，連哼也沒人哼一聲，哪裏還提得到找人？
彥來隻好失望地回到贛州。
那天他無意間走出贛州城，不遠處就應該是接近原老蘇區的遊擊區了。他知道蔣經國在這裏辦了個虎崗中華兒童新村，收容了粵、閩、浙省的千餘孤兒在這裏辦學，他已經辦了托兒所、幼兒園、正氣小學、正氣中學，正在籌辦正氣大學，他要形成個完整的有特色的教育體係。彥來看到一排排竹筋水泥牆的新建築，看清他們是分明地標有名稱的校舍，牆上分別寫著自由、平等、博愛、陽陰、中正，校舍之外還有虎嘯樓、科學館、圖書館、天文台、大禮堂等設施。
剛走進教室，就聽到了整整齊齊的童聲在朗讀：“太陽出來照虎崗，崗上兒童臉發光。齊聲作長嘯，好象老虎叫。一叫再叫，魔鬼影全消，新的時代來到了。”這是首全贛南各個學校的學生都會唱的歌，彥來已經聽得耳朵生繭子了，他有點厭煩，掉身走了回去。
快要進城了，彥來感到身後有人盯著，屢次回身，卻什麼也沒看到。
在城門口的一排小攤旁他有意停下來，裝著買個燒餅吃，回頭悄悄一看，才發現是個七八歲的小孩跟在身後，一件衣服又髒又破，沒有鞋的小腿上染滿泥點，看來小家夥從虎崗就跟上來了。
彥來鬆了口氣，揚了揚手中的餅，喚了聲“細伢崽，過來。”小孩怯生生挨過來，彥來把整個餅遞給他，小孩卻搖著頭退了幾步。
“你不是要飯的？”
“是”，小孩一點也不隱瞞，“我是個小要飯的。”
“給你餅為啥不要？”
“我想問你句話。”
彥來把餅硬塞到小孩手裏，說你問，叔叔能幫忙的一定幫忙。
“你是不是在找個人？”小孩的話一出口，彥來就吃了一驚。還沒來得及考慮，那孩子又問：“你是不是來找我媽媽的？”
一句話就把彥來的眼淚問出來了。
好容易穩住情緒，彥來一算根本不可能。不管是翠娥或是紫蘇的孩子，算來也該十三四歲了，他不可能有這麼小的孩子。就擦淚眼說小孩你過來，給我講你媽媽是誰。
小孩沒動那塊餅，走兩步往貼身衣裳裏掏出樣東西，小心翼翼放在彥來手上。
那是張用玻璃紙包著的照片。
一個英氣勃勃的女人身著紅軍軍服站在那座熟悉的木樓前。
木樓是紅二十軍在東固的軍部。
“姚惠蘭，”彥來不覺自語了一聲，“紅二十軍軍部機要員。”
“爸爸！”小男孩突然失聲狂叫，一雙滿是泥土的小手摟定彥來的脖子，接著就是陣放聲大哭，一邊哭一邊說：“爸爸，我曉得你會來找我的，我天天都在等你。”
彥來不知所措，忙問：“媽媽呢？”
“死了，死了半年了。臨死前她說她真名叫姚惠蘭，不叫藍惠仙，她說她是紅軍，讓我留下來等爸爸，她等不到了，她說隻要說得出紅二十軍的人就是我爸爸，爸爸，我可等到你了。”
說完才一口咬下半個餅子大嚼，不一會兒就哽得說不出話了。
“孩子慢慢吃，你叫什麼名兒？”
“我叫狗兒，爸爸你呢？”
“爸爸叫彥來，走，咱們走，兒子，我帶你離開這個傷心地。”
彥來從此有了兒子。
他帶著狗兒北上南昌，後來就不知道他們到哪兒去了。
黃葉飄飄又是幾年。
四九年到了。
江西湧起的那股紅色的潮水以摧枯拉朽不可阻擋之勢衝垮了蔣家王朝，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高聲宣布中國人民從些站起來了。
也就在那一年，中共中央對蘇區被冤屈錯整的一部份人平了反。一九五六年中央專門派出級別極高的中央代表團訪問蘇區，又處理了8427名錯殺者的事。當時用的詞是“平反”，說是當年黨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這些同誌是被錯殺的。但是8427人隻是名義上的“平反”，實際結論是他們即不屬於反動分子，也不能稱烈士。
同時，中央代表團還給富田事件定了鐵案。
既然“肅反”隻是擴大化的問題，那麼它的主體就是正確的。富田事變的領導者被定為反革命，他們的子孫及家屬長期生活在他們亡靈的陰影之下，不能入團入黨，不能升學參軍，不能進工廠當工人，甚至連民兵隊長也不能當。土改劃分成份時，他們家裏即使窮得連褲子也是一家人共用也被劃成地主，贛南、贛西南及東南一帶一提“AB”團就人人緘口，生怕一句不慎牽連到自己，“AB”團真的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一九五六年中央代表團到達之後不久，又有一行軍人到了富田。為首的首長五十多歲，整天陰沉著臉，行動倒十分幹練，他與中央代表團中間的幾個人很熟，人們在旅館和飯店都看到他們相互之間很隨意地打過招呼。他手下的七八個軍官有年青的也有中年人，一夥人都捏本子拿鋼筆，看來是夥文人，平常紀律也不甚嚴，隻有見了老頭像老鼠見了貓，不管在幹啥，一定要立正敬禮目送老頭走開才敢鬆懈。老頭來頭極大，有人說他是個什麼軍的副司令，帶了群秀才來富田調查，要寫一部紅一軍團的軍史。
中央代表團走了，老頭的人還在忙，他們不走，富田附近還有好多地方他們沒采訪到。
老頭有時也下鄉，鄉下人跟著他的兵叫他鍾司令，老頭也應承，不過臉色不大好看。
他們調查的內容具體到紅軍長征以後，留下來打遊擊的紅軍和群眾做出過什麼樣的犧牲，有哪些可歌可泣的事例。還有，就是他們姓名和下落，特別是流落到民間的那些紅軍的女人和孩子。
人們就暗中猜想，他一定是來幫中央某位首長尋找失散的親人的。這種事解放後發生過好幾起，人們見慣不驚，也知道他們的工作保密，於是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心想不知哪家窮婆子運氣好，不久若是被他們找到，叫化婆馬上就飛到北京變鳳凰了。
又是十多天過去，人還是沒找到，鍾副司令的臉色越來越難看。直到有一天，鄉郵遞員戰戰兢跑進旅館，上氣不接下氣遞給他一封電報，才聽到他命令所有的軍官：準備行裝，立即回部隊。
後來人們反複問郵遞員，說電報上說了些啥，郵遞員開始不說，被問急了才透了點風：王命速回。其實說了等於沒說。“王命”的“王”字是指姓還是指職位相當於王的人，還是暗語？誰也不清楚。不清楚就不清楚，有些東西清楚了反而不好，人們隻知道老鍾頭要領人走了。
老鍾頭走了之後，富田人才發現十多個二十幾歲的後生被他帶走了。有人看見這些小夥子背著包袱，一看就知道是要出遠門的樣子。他們在村口那株大柚子樹下集合，然後就邁著極不熟練的軍人步伐，跟老頭那夥軍官走了。
這一走就是十多年沒有消息。人們很快就把這事忘了。
一直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暴發，一切汙泥濁水都被清除滌蕩，才有個叫春生的中年人想起這件事。據他回想：所有走的那批人全是“AB”團的子弟，他們的老娘老子不是被紅軍鎮壓，就是被白匪絞殺，正是因為他們無親無掛，所以從不與本地聯係，鄉裏的人對他們一無所知。
春生的爹當時擔任鄉幹部，春生也想穿軍裝住公家旅店，可是那倔老頭不收，他隻收那批與“AB”團有牽連平常連頭也抬不起的人。
春生一輩子耿耿於懷。
春生還在當農民。
文革中間春生造了反，他也當了司令。他這個司令饒不了當年那個招“AB”團的司令，於是他一紙公文送到當年鍾副司令駐南京的部隊，要求嚴肅查處這起包庇“AB”團事件。為慎重起見，他還穩穩當當在公文上蓋了兩個同樣的公章。
沒想到公文一去如泥牛入海。
春生很生氣，他這麼大的司令也沒有人理睬太不象話了，於是他的公文直接寄到了中央文革小組、中央軍委、省革委會、縣革委會。
不久，公文就有了回音。
一天深夜，春生在司令部打完撲克回屋剛睡，有幾個陰沉沉臉色的毛頭小夥子架起他就走，春生剛要張嘴叫喊，有人就把一隻手套塞進他嘴裏。春生嚇得尿了一褲子，心想這回算玩完了。那群人把春生拖到廣場邊，說你小子好好聽著，再頑固不化幹那些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事，老子一刀騸了你。說完就照他下身狠狠一腳，痛得他一下就昏死過去。
醒過來隻見滿天星星閃耀，春生顧不得卵蛋生痛，就想他幹了哪件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事，左想右想都起不起來，自己幹的事都是保衛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哪裏談得上拿大炮打無產階級司……司令部？司……司令？他終於想起來了，唯一對不起的是鍾副司令，人家不要你，是因為你有飯吃有衣穿，而司令帶走的那批人無依無靠，不跟鍾副司令走，大躍進浮誇風那陣不知會餓死好多哩。
春生也不是太壞，他從此沒當司令，也沒有再寫他的公文。
多年以後，清查五·一六份子時，才有人交待那綁架打春生的那些人是他當時的對立派“紅蕾”，人家不過是煞煞他的銳氣，“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雲雲不過順口胡言，人家根本不知道他寫控告信的事。
不過春生寫到部隊的信卻確實起了作用。
在南京接到造反派蓋有雙公章公文的許司令一看就笑了，笑得眼淚都流了出來，他說扯雞巴的蛋，老子招幾個兵還要請示你造反派？隨手一扯把公文撕成幾片扔進了廢紙簍，就派人把鍾副司令找來，一拍他的肩頭說好！你小子平常蔫不溜秋的還能幹點事。說得老鍾不知泛了哪河水，許司令也不好點破，就說去吧，去吧，老許算又一次認識了你。
後來許司令也落了難，後上任的司令就不那麼好說話了。接到北京轉來的公文後，一下就把老鍾擼了三級，讓他去個地師級單位管後勤，說這事留著等待運動後期處理。再一查當年招進來的那批兵，老鍾早讓他們轉業了，各人有了各人的單位和工作，由於不在軍隊服役，軍區也就不再管這事，讓他們去了。
鍾副司令從此不求上進。後來幾次落實政策讓他回去他都謝絕了，加上年紀大了以後，回去的事就沒人提了。
老鍾再次回到富田時已經是八十年代中期，那時他已是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手腳不靈活不說，連耳朵也聽不大清楚，與人交流要借助助聽器了。他住在個遠離大城市的療養院，女兒在北京工作，有兩個兒子在海外，和老婆關係又處不好，老婆去了女兒處就沒回來，老頭說不回來好，反正個人清靜慣了，和這個女人結婚是個無奈，一輩子也沒愛過她。那天在美國讀書的大孫子回來看他，他說鵬兒，我帶你去找個人，不管是死是活都要找到的一個人。鵬兒說爺爺你別鬧了，奶奶在北京姑媽家正不耐煩，去了肯定要吵，不如等一陣再去。老頭就發了脾氣，說我看你是讓外國人的牛奶灌昏了頭，我不是說上北京，我要到江西去，要在那裏去找一個我想念了一輩子的人，一個在我夢裏出現了一輩子的女人，爺爺要圓個夢。孫子知道老頭夢裏一直有個女人揮之不去，兩個兒子和女兒都知道。孫子是聽老爸說的，老婆子肯定是聽女兒說的。好在孫子自幼在美國長大，思維方式與中國傳統不一樣，聽了後就隨便打了個響指說OK，I’ll go with you.（好，我和你一塊兒去）。
老頭雖然腿腳不便，頭腦還很清醒，他和孫子在賓館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到了政府的修誌辦公室。他知道所謂的“AB”團早已不是什麼問題了，就直接向修誌辦的人提出問題，說要找一個叫紫蘇的女人，那女人參加革命後去俄國留過學，後來三0年初到了富田，在省蘇維埃政府工作過。
修誌辦的同誌經過翻閱大量資料，下午到賓館找到老頭說：對不起，你要找的人早不在了，三0年十二月她被當作“AB”團處死了。說著就遞上了份一九三一年一月份出的雜誌《紅色中華》，上麵赫然刊登著有關紫蘇的判決書。
老頭看了一眼舊雜誌，很有些漠然地說這個我知道，這東西我早就看過。修誌辦的同誌有些惱火，就說你既然知道還要來找我們，是不是以為我們整天沒事做你老要再給我們添點活兒幹？
老頭說不是，你們莫誤會，我知道這個女人沒有死，她還活著。
笑話，天大的笑話！那些人就問你知道？你是怎麼知道的？連白紙黑字都不相信，還有什麼可以相信的。
那個喝牛奶長大的小夥子就操起夾生母語說：“你們整端正點，我爺爺是真正的紅軍，很老很老的紅軍，他以前領導毛主席，嗬NO，NO，毛主席領導他，親自，他來找他的女人，以前的。”
修誌辦的那個小夥子認真看了老頭幾眼，心眼一動就問：“你是不是鍾副司令？”老人一點頭，小夥子一把拉住老頭的手說：“我叫張力，我爸爸叫張大興，他還是您老人家悄悄招進部隊的，轉業後在長春工作，他死活要我回富田，一再托人安插要我進修誌辦，他說將來能為冤死的鄉親辦點事就好了。”
“張大興？”老頭邊念邊想，“張大興？想不起來了，那年我接走了十七個孩子，我怕他們受父輩的影響，找不到飯吃要餓死，唉，算來我對不起他們的父兄，我有罪。”
這回連孫子鵬兒也不懂了，說爺爺你救了他們，你怎麼會有罪。
老頭歎了口氣，說：“我親自參加了鎮壓富田‘AB’團的鬥爭，紫蘇姑娘就是我救的。”
大家見他說得顛三倒四的，一時還沒明白過來，他就說：“我叫張忠良，紅十二軍一連的連長，到富田領隊的就是我。”
“張忠良？就是和李韶九一起到富田造孽那個連長？你的大名在富田倒是家喻戶曉的。”修誌辦的負責人李主任聽了說，“你還有什麼吩咐？”問是在問，人卻轉身就走，臨走還招呼一起來的張力和另一個小夥子說：“走，讓他們經過正常組織關係先去找市委，一級一級批下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