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亞洲製造的有力競爭時，德國企業的選擇不是通過轉移生產線來降低成本，而是用更高的生產效率和更高的產品質量，來覆蓋工人的高成本。
反觀美國產業工人，他們從普通中學畢業後，並沒有機會像德國工人那樣接受高質量的職業培訓。美國工人的工作技能和亞洲同行差不多，成本卻要高出好幾倍，當然就很難保住飯碗。
“萊茵模式”和“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一個顯著不同，就是它們對製造業的重要性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
當計算機浪潮席卷美國時，他們認為，工業時代就要一去不複返，即將進入知識經濟和創新經濟時代。但是，失業的工人，金融、醫療等高端服務業他們進不去，隻能轉向低端服務，像收銀員、服務員等。
這些崗位的收入根本無法和產業工人相比，甚至很多崗位隻是零工模式，人們的生活水平大幅縮水。這就是造成今天美國社會矛盾的深層原因。
與美國不同，德國向來是高度重視製造業，堅持走製造強國之路。德國人認為，製造行業的工藝和技術，同樣是知識，而且是典型的實踐性知識。製造企業本身就是一所最好的“創新大學”。
德國政府通過大手筆投入眾多大大小小的研究機構，它們就像是德國企業的“研發外掛”，在基礎研究和應用開發領域推進創新，然後把研發成果轉讓給企業來應用。
這就補齊了德國中小製造企業的研發短板，從而極大地增強了德國製造的競爭實力。
“萊茵模式”和“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差異，還體現在企業治理結構上。
美國公司股東利益至上，美國的CEO隻對股東負責，他的薪酬和公司股價密切相關。這也就導致美國CEO特別看重公司的短期利潤率，而不舍得在長期項目上投入。
比如，與其費時費力地培訓本國產業工人，幫助他們逐漸提升勞動技能，不如直接把生產線搬到低成本地區，能馬上提升利潤率。
而德國企業以家族企業為主，大部分都拒絕上市。這一方麵是為了保證對企業的控製權，另一方麵也是為了讓企業的經營不受資本市場幹擾，才可以著眼於長期戰略。
萊茵模式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企業以間接融資為主。年利率不超過10%，更利於企業的穩定經營。
德國銀行和企業之間聯係非常緊密，銀行還會參與企業的經營決策，員工也會參與企業決策，這就是萊茵模式下的“勞資共治原則”。
勞資共治原則意味著，企業不再是完全屬於股東，而在一定程度上由股東和企業員工共同所有，雙方共同行使權利。
德國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把技術含量不高的生產線轉移走，而把技術含量最高的核心零部件生產留在國內。同時，在轉移生產線的過程中，要保證本土員工利益不受損，還要讓員工分享到企業紅利。
萊茵模式又被稱為“社會市場經濟”，它與純粹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不同的是，在進行自由競爭的同時，更注重經濟發展的長期性和持久性，還強調了企業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
無論德國還是日本，他們的製造業之所以能占領絕大多數市場，就是因為他們用心。在一個聰明人滿街亂竄的年代，稀缺的恰恰不是聰明，而是一心一意。
工人傻傻地信、傻傻地幹、傻傻地賺它五百萬。任何弄虛作假和自作聰明，到最後都是機關算盡，反誤了卿卿性命，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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