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了自己可以放開手腳的命令手下的豺狼虎豹們大肆搶劫殺戮之後，各位總兵、副將們，甲喇章京、梅勒章京們個個臉上露出了嗜血貪婪的笑容。
“主子，這金銀財貨好辦，咱們隻要在隨便哪個大戶人家門前架起了佛郎機，列開了火銃，那便會有堆成山一樣的銀子。可是，這糧食該到哪裏去籌措？攝政王幾次三番的發了旨意下來，令咱們火速運糧北上。可這糧食到哪裏去尋？”博洛的副手，額駙圖爾格有些躊躇了。
圖爾格也是在江南江北生活了一段時間，他從日常的點滴之中發現了一個現象，那就是江南江北很少有家中存儲有大量糧食的大戶人家。那些豪門大戶富商巨賈們，家裏往往存著大筆的銀元，不少的金票，成庫房的綾羅綢緞上好精致細布，甚至還有成地窖的火腿燒酒醃臘肉類，唯獨沒有太多的糧食。
拷掠時也有清兵問過這些人，為何不多存些糧米在家中，讓老子們費勁找不到燒飯的糧米！可是這些人卻雖然刀斧在身，卻依舊是振振有詞的回答道：“為啥要存那許多的糧米在家裏？隻要夠吃半個月的便可以了。橫豎鎮上的米號裏有的是糧食！沒得吃了拿出幾十塊銀元去，立刻幾十石南中出產的上好粳米便送到家裏來了！家裏麵還是要存著一些值錢的物事才好！那些糧米又狼亢又不值錢！”
“在江南，找一百萬銀子容易得緊，找二十萬石糧米太難了！”這是清軍將領們的一致看法。
但是，他們隻是看到了現象或者是結果之一，卻不知道根源所在。
這是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導致的大量經濟作物擠占了糧食作物空間，也就是曆史書上記載的“桑占稻田”、“棉占麥田”等現象。明末清初，江南地區大量原本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被轉而種植經濟作物。比如曾經以“蘇鬆熟天下足”而著稱的鬆江府、太倉州的耕地在總體上已形成了稻田和棉田各占一半的格局，部分縣的棉田麵積超過了稻田麵積。
在明末清初張履祥的《補農書》就提到“桐鄉田地相匹，蠶桑利厚……地之利為博，多種田不如多治地。”與此同時，棉花生產糧食生產的比價也發生了變化，山東等地生產的棉花，經“賈人轉鬻江南，為市肆居焉，五穀之利不及其半矣。”種糧食不如種棉花種桑樹賺錢，於是便出現了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的局麵。橫豎隻要是有了錢，總能買得到糧食的。
明末清初，中國農業在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之後，耕作製度的改變是進一步向著多熟製方向發展的，由於桑棉占用了大量的糧田，所以多熟製的發展是以提高糧食產量為出發點，一個方麵是在糧田中生產出盡可能多的糧食，如稻－麥、稻－春花（蠶豆、油菜等）、稻－豆、稻－蕎麥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雙季稻的發展；雙季稻在唐宋以前就已出現，但主要是以再生雙季稻為主，直到明代前期，閩廣一帶的雙季稻還是間作雙季稻，明代中後期以後，連作雙季稻才得到發展。《天工開物??乃粒》中說到：“南方平原，田多兩栽兩獲者，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粳類也。六月刈初生，耕治老稿田，插再生秧。”在雙季稻的基礎上再加上各種小麥，發展為麥－稻－稻的三熟製。糧田多熟製的發展，促進了單位麵積產量的提高，為緩解由於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所引起的糧食種植麵積下降，糧食減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一個方麵就是在棉田和桑田中盡可能地擠種糧食，以減少由於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所引起的糧食減產，如《農政全書＞＞所說：“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種棉二年，翻稻一年。”實行棉稻輪作，《農政全書》中還提出了一種棉田間作，“預於秋冬耕熟地穴種麥，來春就於麥隴中穴種棉。但能穴種麥，即漫種棉，亦可刈麥。”這也就是褚華在《木棉譜＞＞中說的“麥雜花”，“種棉者，或共大麥下種。夏獲麥，秋則獲棉，謂之麥雜花。”除麥以外，棉田間作套種的作物還有大豆、芝麻、玉米、綠肥等，據康熙《嘉定縣誌》的記載，“今佃戶雜種諸豆於棉花兩溝之傍。若棉花或敗，猶得豆以抵租也。”需要指出的是，棉麥等的輪作複種、間作套種在北方也已采用，《群芳譜》中說：“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來年擬種棉者，勿種。……若人稠地狹，萬不得已，可種大麥、裸麥，仍以糞力補之，決不可種小麥。”桑間種很早就已出現，明清時期桑間種植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如《群芳譜》中提到“蠶豆……兩浙桑樹下，遍環種之。”另外桑爭稻田的發展還導致了桑基魚塘的出現，即將稻田挖深成池塘，把泥土複於四周成基，池塘用來養魚，基地用來栽桑。在提高桑葉產量的同時，用養魚的方法來彌補因桑爭稻田所致的糧食不足。
404/468789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