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仁者宜居高位，這是儒家思想的一個很重要的繼承和發揚者孟子的著名言論。
這在當時，崇尚“學而優則仕”的時代無疑是很具有其思想上的進步性的。位高者，自然而然的他的權利也就大了。而擁有這樣的權利的人的每一個決定，相比於一些平常人做的類似的決定，兩者對人民的影響顯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比如一支軍隊的統帥做的一個要把某個城市屠城的決定和一個小隊長做的同類的決定相比，前者造成的破壞要大得多。
享受權利的同時總是要附帶的承擔一些責任和責任的。但是有時候而且是很多時候它們之間的平衡是脆弱的。靠什麼來維持它們之間的一個相對的平衡呢？當然是當權者的一些為人民著想的從大局出發的一些思想。無怪乎儒家學說會成為影響了中國這麼多年並在這個號稱缺少信仰的時代還有著其不可忽略的影響。古代封建社會大部分君王，他們受的教育正是傳統的經典的儒家學說。因為他們的先人知道，要守好自己辛辛苦苦打下來的江山，儒家學說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通過對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些從仁出發的思想的廣泛的推崇和推廣、自覺或不自覺的把人熏陶成或者是培養成有“仁心”的人，再讓其通過入世的修煉，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然後才能更方便的為自己的理想的實現服務。當然以上的隻是理想狀態而已。
但是仁者就真的能居高位能居好高位了嗎？沒有一定的才能作為自己的堅實後盾，居高位隻會害了自己甚至是害了天下的可憐的順從的百姓而已。古往今來，有多少貪官是居高位的？被發現的幾乎都是，沒被發現的呢？當然也毫不客氣的全部都是啦。他們不是仁者嗎？是仁者。但是麵對各種各樣的誘惑時，所謂的仁義還是往一邊站站吧。為什麼那些著名的仁者真正的做學問的為蒼生著想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自己心裏的人，大多是終生窮困的？好人不長命，惡人活千年，這句話正是最好的佐證。是他們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後，不知不覺的把仁者的那一套放在背後了，從而與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馳了。
具體至“唯仁者居高位”這個說法甚至是它的娘家思想——儒家學說，和大多數的學說一樣，還是有著其明顯的不足之處的。誠然，守成時它以及它所在的流派——儒家思想是個快捷並有效的不二法門——當全國大多數的民眾被堂而皇之地被灌輸以中庸之道、被當權者有意無意的牽引著走過分的重文輕舞的路時，他們的統治就可以相對來說輕鬆很多了——一群本來就溫順的再被溫順的教育了同化的綿羊，正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所喜聞樂見的。而他們尤其是他們的雄才大略的用自己的王朝代替那些舊有的王朝、將大的合理的方麵基本不變小的可變可不變的方麵重新洗牌的開國的祖先們，更是很少有誰是深信“唯仁者宜居高位”的。而作為開國君王的他們又有誰是學文出身的？答案是他們都是軍人武人出身的。唐之李世民，如果不是軍功卓越關鍵時刻又“大義滅親”，皇帝的位置怎麼輪得到他來坐？宋之趙匡胤，元之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明之朱元璋，清之努爾哈赤、皇太極，在取天下之前又有誰不是以對那些對自己持敵對或者對立的立場的“敵人”施展霹靂手段，對自己的追隨者施展儒家學說裏麵的仁義精要的？而這兩者裏，顯然前者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說仁也是要看對什麼人仁的。古人尤其是那些優秀的兵家也早就認識到了對敵人“不仁”的重要性。就像當今社會，許多人都認為近代中華積弱千年的根本原因就是儒家思想，具體點說就是其中的中庸之道——不敢大聲的說出自己的想法而變得人雲亦雲，還有那過分的“仁”——為了所謂的“天朝上國”的尊嚴而得不償失的和一些國家往來——高麗就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而一當有外敵來的時候呢，那些仁者就慌了神了，結果呢，投降的投降，妥協的體麵的妥協，退後的退後——把大好的河山雙手奉上，打又打不贏，隻好委曲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