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兢在這優雅的西餐廳與衛鈴聊了將近三個小時，過去的現在的都聊了不少，八年多沒見麵的老同學坐在一起確實有很多話題可以聊；衛鈴在高考過後的大致“軌跡”也基本呈現給了歐文兢。
衛鈴在高考考完後離大學錄取分數線差了三分，她就因為差這三分被排斥在大學門檻之外，她就因為差這三分而無奈地走向社會找工作幹了。高考就是這樣，你離錄取分數線差一分和考零分沒什麼區別，一條分數線畫得死死的，邁過這條線就進入理想的世界，邁不過這條線你就不是上大學的料，也沒人管你沒大學可上的痛苦，就是這麼沒情麵可講；當時歐文兢所在的學校裏很多學生就是因為差幾分甚至零點五分而與自己的大學夢告別，最後不得不回家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有些不聽命運安排的學生繼續複讀，他們認為自己就是再老也要考上大學，一些複讀的學生因為每次在高考中離大學分數線隻差“少量”的分數而在高中呆了六七年，重複地過著麻木而又懷有理想的複讀生活，更有甚者在複讀年數過多後不得不偽造自己的檔案來隱瞞自己偏大的年齡以取得高考資格，歐文兢在高中讀高三時還能看到幾個他在高一時就麵熟的高三生還在複讀班裏麵坐著，那些複讀生除了眼神裏透露出要在高考中考個高分的決心外，剩下的就隻有麻木和憔悴，很顯然他們被大學夢牽製和奴馭了，他們本來是處在風華正茂的階段，卻在高考分數線麵前變得如此沒活力。
衛鈴在落榜後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後選擇了走向社會，她不想在高考分數線上麵浪費掉自己的青春，更不想在大學分數線麵前變成“學奴”，他想開了：做自己喜歡和擅長的事情才是最好的。
盡管大學對任何人來說不是個騙局，但衛鈴在高考失利後沒有再眷戀著大學夢，她認為如其強迫自己的意誌還不如順從自己的意誌，她也認為，自己不能在殘酷的現實麵前實現自己的理想那就繞過這殘酷的現實去實現自己的理想，道路對於每個人來說不止一條；她像很多高考落榜生那樣自高考過後就告別了一切校園生活，投入到了充滿自由、艱辛、機遇的社會當中，到社會上去找自己的理想，當然社會上的一切遠沒有大學校園那樣單純和安逸。
無論是什麼樣的人投入到社會當中去首先要經曆的是艱苦和打拚，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一般都逃脫不了這樣的階段，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有一點區別，就是知識分子投入到社會當中時會有“光環”，這種區別就如在社會上工作的大學生和非大學生，人家一般會感覺大學生不錯；可能一些頂尖級的知識分子在社會某些關鍵領域擔當著不可輕視或不可替代的作用，如高級政治領域和高端科技領域，這是頂尖級的知識分子必然存在的領域，剩下來的就是大多數的普通知識分子，普通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發揮的作用還真不好說，往往是那些沒讀過什麼書的人經營著一個大企業或一大攤不錯的生意，他們在經濟領域狠狠地把持著他該把持的東西，普通知識分子們反而要給他們打工，尤其是中小企業這領域裏非知識分子占主導地位很普遍。
衛鈴說她自己就是以非知識分子的身份和心態進入社會的，她當時很清楚地定位自己的目標，她不需要做官也不需要做科學家，她有一個聽起來很簡單但有遠大目標和理想的事業：做服裝。衛鈴很早以前就想在未來自己設計和生產服裝，生產一種老百姓都能買得起的體麵服裝，由於她是農村出身所以對底層的老百姓穿著很有感受。在她看來，中國農民的穿著有欠體麵，不能體現大國形象，她認為中國的農民形象更應該樹立起來，因為中國是農業大國，中國的農民最能代表中國的國家形象，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最能體現中國的經濟狀況，中國的農民是否強大最能體現國力是否強大。她當時體會到農民們也有愛體麵的心情，但好的服裝市場老是遠離農村，且好的服裝所標出的價格老是“嚇”走農民，這應該是中國農民在國際上提升不了國際形象的最表麵原因。
理想是好的，但理想又是遙遠的，每個人要達到遙遠的理想必須要拚搏。衛鈴在高考過後還一時找不到頭緒，因為她的家鄉沒有服裝產業，在那個經濟不是很發達的縣級地區沒什麼能讓人好好實現理想的機會，所以她暫時無從下手，外地有服裝產業但她人生地不熟，且一個剛從高中出來的女學生也不想一下子跑得老遠求發展。不久，她在一個縣城當幹部的親戚介紹下進了當地的一家棉紡廠，由於沒過硬的文憑隻能幹基層活兒，她隻得進這家棉紡廠當上了紡織工；衛鈴對工種並沒產生多大的看法，她反而瞧不起那些整天坐在辦公室和看看報紙的“知識人”，她也看不起那些上班準時拎個包來下班準時背著包走的“混混族”，她認為這些人已經沒有了前進的動力，創新的任務肯定不能交給這些“知識人”和“混混族”；她認為一個很辛苦且可能被人看低的紡織工才是很可能實現理想的人，沒有低層的紡織工們辛苦付出勞動的話那紡織業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衛鈴知道紡織業是服裝業的上一級產業，這兩個產業之間的關係是緊密相連的，沒有紡織業也就沒有服裝業，在這裏工作至少可以去學習與服裝業相關聯的知識，就是因為紡織業和服裝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這使得衛鈴心安理得地做起了紡織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