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說，不！臣是要替君上的不當言論謝罪。君上應該知道，有生有死，是天之常道；嫌貧愛富，是人之常情。那些趕集逛商場的，早上蜂擁而入，晚上不屑一顧，難道因為喜歡早晨厭惡夜晚？不，是因為他們要的東西到晚上就沒有了。因此，請不要責怪那些人的離去。[6]
這可能是馮所做最仗義的一件事，然而他講的道理卻是利，他對孟嚐君的忠誠也表現為利。這就跟春秋大不相同。春秋開口閉口是禮，戰國開口閉口是利。這一點，隻要比較《國語》和《戰國策》，就一目了然。[7]
戰國的時代特征也昭然若揭，那就是唯利是圖。
對此，蘇秦應該深有體會。當初，他外出謀生一無所獲回到家鄉時，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父母親甚至連話都不跟他說。後來，他佩六國相印衣錦還鄉，家裏人都不敢抬頭看他，嫂子更是像仆婦一樣伺候他吃飯。蘇秦笑著問嫂子：你們前倨後恭，是什麼原因？嫂子匍匐上前，把臉貼在地麵上說：因為您現在又有權勢又有錢啊！
這真是赤裸裸的勢利。難怪蘇秦會感歎說：一個人如果貧窮，父母都不拿他當兒子；如果富貴，親戚都會來拍馬屁。人生在世，難道可以不在乎金錢地位嗎？[8]
切膚之痛，經驗之談呀！
的確，戰國是一個“真小人”的時代。在這二百多年中，社會也為各色人等提供了廣闊空間和無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個連真名實姓都無人知曉的窮光蛋。但他穿著草鞋扛著雨傘去遊說趙孝成王，一見即獲賞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即拜為上卿，可謂青雲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對士人豈能沒有誘惑？[9]
何況門檻極低，隻要一張嘴；成本也極低，隻要一席話。所以，張儀當年被人疑為竊賊遭到毒打，回家後的第一句話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頭還在不在？
老婆笑著說：舌頭倒是還在。
張儀便說：足矣！[10]
甚至沒有三寸不爛之舌也不要緊。比如孟嚐君的食客中，就什麼人都有。結果，會學狗叫的幫他竊得狐白裘，買通了秦王寵姬；會學雞叫的幫他哄開函穀關，順利地逃出秦國。雞鳴狗盜，不也能換來富貴榮華？[11]
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一個人，如果原本一無所有，隻要敢作敢為就可能大富大貴，誰不想賭他一把？能像馮那樣仗義，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呂不韋那樣通過利人來利己，則要算聰明。呂不韋在邯鄲拜見異人時，話就說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當然要光大自己的門楣，但在下的門楣卻要靠公子的門楣才能光大，所以我們必須合作。
戰國，是趨利的時代。
這樣的時代是沒什麼道德感可言的。蘇秦甚至公開對燕易王說，臣下我不講誠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講誠信的都死守道德，誰會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蘇秦這樣說，還真不是強詞奪理，反倒應該看作透徹通曉。事實上戰國的王侯，不少就是賭棍出身，他們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為，都難免賭徒心態，正所謂“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這其實是時代所使然。[12]
於是上流社會，棄仁義而重權謀；諸侯各國，廢禮讓而重戰爭。結果，應運而生的是謀臣策士，平步青雲的是地痞流氓。因為戰國就是這樣：隻講功利不講道義，隻要目的不擇手段，成者王侯敗者寇，誰有權勢誰就是大爺。
戰國，是無德的時代。
沒錯，如果說春秋還隻是禮樂崩壞，那麼戰國便已是道德淪喪。這對於華夏文明，無疑是一件極其嚴重的事。因為華夏文明的製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禮樂；全民共識，則是以德治國，以禮維序，以樂致和。德治是“一個中心”，禮樂是“兩個基本點”。華夏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就體現在這一整套係統中。
然而這一整套係統，都在戰國分崩離析，而且也不可能不崩潰。是啊，楚是南蠻，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齊和趙、魏、韓是盜篡，哪一個是姬周嫡傳、純種王族？
何況就算華夏正宗，也無法抗拒三大變革：第一，土地國有，按戶籍授予小農並征收賦稅；第二，諸侯兼並，國土和子民不再分封；第三，中央集權，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國王任命。也就是說，井田製廢，授田製立；封建製廢，郡縣製立；世卿製廢，官僚製立。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一切都變了。社會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識形態，豈能不變？[13]
基礎動搖，支柱倒塌，中國向何處去？
誰來回答中國
能回答曆史之問的，是士，也隻有士。
士，是戰國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時代主人，西周是王，東周是侯，春秋中後期是大夫。於是，讓我們印象深刻的風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齊桓、晉文，後有子產、趙鞅，他們是那些時代的代表。
戰國的曆史，卻是由士來譜寫的。
什麼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貴族。前三等，是天子、諸侯、大夫。在秦漢和秦漢以後，是最高一級的平民。後三級，是農、工、商。
那麼，戰國的士，是什麼？
精神貴族。
所謂精神貴族，就是僅僅在精神上或精神領域是貴族。根本原因，是士沒有不動產，也沒有統治權。沒有物質，便隻有精神。成為精神貴族，是遲早的事。
不過既然是貴族，就該有貴族的權利和義務，也要有標識，比如體現參政權的緇冠，體現參軍權的皮冠，體現祭祀權的爵冠（爵讀如雀）等等。這是權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認同。因此，子路寧願去死，也不肯免冠。
這就是貴族精神了。
有貴族精神，就有君子風度。所以，春秋雖然禮壞樂崩，卻還不至於道德淪喪。
然而進入戰國，士的權利和義務都沒有了，隻剩下一柄劍。這是他們在舉行冠禮時獲得的，也是貴族的身份認同和象征。所以，司馬遷在記錄秦始皇的成年禮時，特地寫了“帶劍”二字。同樣，馮和韓信盡管一文不名，卻劍不離身。劍，是貴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俠多半用劍，道理也在這裏。[14]
劍，意味著身份，也意味著教養。一般地說，士都能接受比較良好的教育。他們的教育條件不一定最好，學習積極性卻可能最高。因為他們有身份無地位，有義務無職務，有事業無產業。唯一的出路，是為更高級的貴族服務，換取俸祿或食田（可以分得糧食和賦稅的田地）。
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務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來工作。其中，幫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齊家”；協助諸侯治理邦國，叫“治國”；輔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合起來就叫修、齊、治、平。
但，無論齊家還是治國，士人都是幫傭，諸侯和大夫則是老板。不過，春秋的老板和幫傭是有血緣關係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襲職務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時代的齊國那樣由國家包養。戰國之士，則必須自己找工作。他們與諸侯和大夫，是雇傭關係。既然如此，士們是去幫忙，還是幫凶、幫腔、幫閑，便由不得自己，或不能完全由自己。
相反，為了保證有口飯吃，甚至能夠飛黃騰達，他們很可能放棄原則而投其所好，不顧長遠而隻顧眼前。戰國之人急功近利，社會風氣急劇敗壞，這是重要原因之一。[15]
好在事情還有另一麵。
另一麵就是士在國際事務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那些重量級士人，服務某國該國就興旺發達，離開某國該國就內外交困，正所謂“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簡直就是核武器。[16]
這就迫使各國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節，禮賢下士，以至於普天之下，尊賢成風。他們甚至不惜自己節衣縮食，也要供養士人。齊國執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於養士。孟嚐君門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樣的飯菜，不敢稍有怠慢。權貴們對士人的謙恭，於斯為最。[17]
相反，士人卻完全不必看權貴的臉色，甚至可以傲然視之。有一次，魏國士人田子方與太子擊狹路相逢。太子連忙讓車回避，自己下車行禮，田子方卻昂然不答。他說：諸侯看不起人則失其國，大夫看不起人則失其家。我們士人，如果主張不被接受，言論不被采納，換個國家就是。拋棄不識好歹的權貴，就像扔掉一隻草鞋，有什麼了不起！
魏太子擊聽了，也隻能唯唯諾諾。[18]
毫無疑問，王侯卿相們的這種態度，是被殘酷的國際競爭和權力鬥爭逼出來的，卻在無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產力。我們知道，知識階層最希望的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態，一是衣食無憂，二是言論自由。有此兩條，思想的源泉就會充分湧流，文明的成果就會遍地開花。
戰國，就做到了這兩點。
事實上，戰國的知識階層雖然不少被國君或大夫供著養著，卻其實不必承擔責任，也不受任何製約。他們想著書立說就著書立說，想高談闊論就高談闊論，想出謀劃策就出謀劃策，想坐而論道就坐而論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沒人失去自由，也沒人因言獲罪。
不被供養的，更如此。
於是戰國二百年，就成了充滿矛盾的時代：民眾水深火熱，士人備受尊崇；社會動蕩不安，學術空前繁榮；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華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動亂年代，變成了思想文化的黃金時代。
當然，這個時代要從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嗎？不奇怪。事實上，正因為社會劇變，天下大亂，道德淪喪，共識闕如，中國向何處去才成了問題。同樣，正因為一個跨國界、超宗族的精英階層勃然興起，又沒有一統天下的強權能夠鉗製輿論，問題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於是，儒家代表著文士，墨家代表著武士，道家代表著隱士，法家代表著謀士，紛紛亮出自己的主張，力圖影響曆史的進程。這是當時最自由也最活躍的力量。因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為活躍，所以要爭鳴。
世紀大辯論開始了。
那就看他們如何亮劍！
本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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