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禪宗若完全離開了坐禪，也就無所謂禪宗了。盡管後世六祖提出了“禪非坐臥”的主張，但其後世子孫仍然沒有拋棄坐禪，如藥山常不離於“坐”，石霜則創立坐禪的“功德叢林”，雲嚴在石窟裏坐，雪峰則終日不離於坐，隻是不著坐相而已。可見，在東山法門修行的方針裏，隻是加進了農作的內容，而絲毫沒有減輕坐禪的修持。弘忍大師對於坐禪的具體指導，圓融了止觀二學，同時又重在開顯心地法門。他之所謂“且看心中一字”，也就說明了“萬法不離此心”的道理，因而，他在《最上乘論》中十分強調“守本真心”。
他在繼承了道信大師《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的前提下，進一步對坐禪守心作了透徹的發揮。坐禪關鍵在於拋棄人們尋常的妄念，從而找到那顆真常永恒的本心，《最上乘論》就是從這一角度來闡述的。內修心以止息妄念，外作役以自給，尤其是將“守自本心”的妙用，貫徹於日常的行住坐臥當中，落實到具體的身、口、意三業的修持之中，這對於禪者來說，是有著身心解脫的實在受用的。且能蒙獲這種法益的禪者將又是絕大多數，因此東山法門招致“天下學侶奔湊”，蓋以獲益者甚多。誠然，如果遇上了上根利器，弘忍大師自然也會“口說玄理，默授於人”的。
任何理論，無論它建設得如何完善，如果不能付諸實施，終歸是空洞的理論。而弘忍大師的將禪修貫徹於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也正是保證達摩以來的曆代祖師的禪學思想得以落實的重要舉措。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弘忍的“役力以申供養，法侶資給足焉”這一點，我們在上文中已經提到了道信大師的“農禪”作風，而這一作風在弘忍這裏似乎更為突出了。
弘忍繼承道信以來耕作自給的傳統，不辭勞苦，“役力以申供養”，使禪宗僧團可以不靠政府供給，得以自己養活自己，後來的《百丈清規》用文字形式固定了這一傳統，成為禪宗團體生活的法典。唐朝安史之亂後，地方割據勢力連年內戰，很多城市成為廢墟，靠政府供養以及靠租稅養活的那些佛教團體無法維持，逐漸消散，獨有禪宗自給自足，照常生存，並得到了發展。就因為他具有滿足僧供的能力，因而也就能夠鞏固具有數百眾規模的寺院道場，使所有的禪者都能住持修道。
事實上，在禪者中，尤其是後世的禪者，他們或“芒鞋踏破嶺頭雲”，或“竹榻蒲團不計年”，以證悟那本來具足的清淨自性。他們之中有的經過不少艱辛已經證得了，隻是最後缺少一位高明禪師的點悟；有的禪者證悟到了見性的邊際，則缺少一位高明的禪師給他點撥一下，從而使之藉此增上緣而開悟。這些，在叢林中都是常見的事情。
弘忍的東山法門，以今日的觀念來看，類似一所東山農禪學院，其中既有往來參學的短訓班學僧，又有常住東山的在院學僧。也由於弘忍的東山法門既農禪並重，又能將禪修貫徹於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之中，以故非但僧供不乏，而且僧行精純；加之東山法門能廣攝群機，所以凡來這所僧學院的禪者，都會蒙獲法益。
◎六祖慧能大師
講到中國禪宗的第六代祖師慧能和尚的公案，這是談禪與講中國哲學思想史的人，最樂於稱道的事。
——《禪宗與道家》
六祖慧能，生於唐貞觀十二年（638），俗姓盧，祖籍範陽人，因為他的父親在唐高祖武德年間謫官至嶺南新州（廣東新興縣東），便落籍於此。慧能三歲喪父，後移南海，家境貧困，靠賣柴養母。有一天，因負薪到市上，聽到別人讀《金剛經》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段，便有所領悟，別人告訴他這是黃梅（湖北）的禪宗五祖弘忍大師平常教人讀的佛經，他因之有尋師之誌。鹹亨元年（670），他把母親安頓後，便北上到了韶州曹溪，正遇上村人劉誌略領他出家的姑姑手持《涅槃經》來問字。
慧能說：“我雖不識字，但還了解其義。”尼姑不解地問：“既不識字，如何解義？”慧能說：“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對方聞其言，深為驚異，遂告鄉裏耆老，競相來禮敬，遂請慧能居於當地的寶林古寺，稱他為盧行者。
在寶林寺沒住多久，慧能又到樂昌西石窟，從智遠大師學禪。大師勸他到黃梅東禪寺去從弘忍受學。鹹亨三年（672），慧能到了黃梅東山，五祖弘忍見著他就問：“居士從何處來，欲求何物？”慧能說：“弟子是嶺南人，唯求作佛！”弘忍說：“你是嶺南人，又是獦獠（當時中原對南方少數民族的稱呼），如何堪作佛？！”慧能說：“人有南北，佛性豈有南北？和尚佛性與獦獠佛性無別；和尚能作佛，弟子當能作佛。”五祖聽了，便叫他跟著大家去做苦工。他說：“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和尚要我做何事？”五祖說他根性太利，便叫他到碓房去做舂米的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