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限佛、滅法的嚴峻形勢，道信將佛門的教訓同道門的經驗進行對比後，決心破除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不良風習，自斷“皇糧”，在雙峰山實行農禪並重、自食其力。這一創舉不僅解決了徒眾的吃飯問題，為徒眾的穩定和發展奠定了先決條件，而且有助於養成僧侶勞動的習慣，弱化對社會的依賴意識，因而在整個佛教史上都具有積極意義。
這一“方便法門”，使一直單線獨傳的禪門弟子猛增，當出家與在家的信徒多達數萬時，便很快贏得了唐太宗的特別尊重。太宗皇帝想一睹禪師的風采，於是詔令大師赴京。但是，道信大師以年邁多疾為由，上表婉言謝絕了。這樣前後反複了三次。第四次下詔的時候，皇帝火了，命令使者說“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下了最後通牒。使者來到山門宣讀了聖旨，道信便毫不猶豫地對使者說：“頭去心當留，魄去魂當留。”隨即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者非常驚異，不敢動刀，便匆匆回到了京城，向皇上報告了實情。太宗聽聞，對祖師愈加欽慕，並賜以“珍繒”，以遂其誌。
道信的拒詔不入，贏得了一代宗師的獨立精神和人格，也為從印度禪到中國禪的蛻變，開了個好頭。太宗皇帝非但沒有因此而懲罰道信，反而為道信的偉大獻身精神所感動，特意派大將尉遲恭帶銀子到四祖寺內修了一座“祖師殿”，將初祖達摩、二祖神光、三祖僧璨和四祖道信的塑像，擺放其中供後人瞻仰，並在四祖寺祖師殿的大梁上留有“尉遲恭監造”等字樣。
與道信大師的高風亮節相映襯，南懷瑾先生指出，唐宋以後諸多儒家的“高士”、“處士”以及道家的逸仙們，也多有相同的誌趣。這是中國文化另一麵的精神，也是中華民族的血統中特別強烈的一種特殊精神。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自漢末、魏、晉到梁、隋之間的佛法修證，完全側重於修習禪定的行門，並非即如達摩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教外別傳”法門。所以由二祖神光、三祖僧璨，直到四祖道信時期，由達摩大師傳承佛法心宗的一脈，才逐漸演變為中國禪宗的風格。
——《禪話》
道信大師的禪學思想，主要保存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中，一般被認為是道信應弟子的詢問而作的回答文章。全文約三千五百字，被《楞伽師資記》引錄。
《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開篇，道信大師即開宗明義地指出：“我此法要，依《楞伽經》‘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依據《楞伽經》中所說諸佛“心”為根本的教理，又依據《文殊說〈般若經〉》的“一行三昧”法，修禪者通過念佛使自心成為佛，若心有妄念不清淨，則是凡夫。
由道信自三祖僧璨門下直接承襲來的初祖達摩的禪法，無論是從理論的解說，還是從實踐禪法的意義來說，都須從達摩以來代代相傳的《楞伽經》中的“諸佛心為第一”為出發點。
“諸佛心”這一概念，自釋迦佛靈山會上交付“涅槃妙心”開始，就在曆朝累代苦苦冥修的禪師那裏，成為他們反觀內省、修證佛理和究明本地的主要手段。《楞伽經》卷一說：“大乘諸度門，諸佛心第一。”意為在大乘的各種引導眾生解脫的法門中，隻有觀悟如來藏自性清淨心（本有佛性）的法門才是最重要的。道信大師說“諸佛心就是如來藏，如來藏亦是諸佛心”，而這個“如來藏心”本來就是自性清靜、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無有垢淨的。
眾生之心從根本上說等同於諸佛之心，但隻有在眾生通過觀悟自己本有佛性，斷除掩覆於本有佛性之上的煩惱情欲之後，才能使清淨的佛性顯現，從而達到解脫。這種關注內心的修行方式是上承楞伽師的傳統理念，也是道信繼承達摩一係禪法的核心思想。
同時，道信也十分鮮明地指出，無論是學徒學習他的法門，還是他本人在向僧俗徒眾口頭講授禪行的要領與方法，其根本的著眼點是必須依據《文殊說〈般若經〉》中提倡的“一行三昧”。
佛與凡夫的差別按照“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的意思來說，關鍵就在於一個是妄念、一個是念佛心。如果一位凡夫從根本擯棄了使之墮失的妄心，那麼妄念消失的一刹那凡夫隨即就轉成了諸佛；反之，念佛心一旦散亂，妄念就無情地蓋覆了念佛心。這一方麵強調了諸佛心在修行過程中所具有的不可須臾相離性，另一方麵也說明了修行過程不僅是艱苦的，甚至還可能出現倒退的複雜情況。因此要想持續念佛心的相續不斷，迫切需要“係心一佛，不取相貌”的三昧。而“一行三昧”提供的正是這樣一套相當真切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