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武德七年（624），與江州對麵而立的蘄州（湖北蘄州鎮）信眾聞知道信盛名，於是便派遣代表過江北上禮請信師，道信於此即順江而下來到蘄州。當其一行路過黃梅時，見此地的雙峰山，景色秀麗、環境清幽，靈氣怡人、山澗溝壑、層巒疊障，便就在此地建造一寺，作為他傳法弘教、作務修持的中心道場。道信見此處“有好泉石，即住終誌”，傳法三十餘年。
道信提倡定居傳法，以其所製《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傳授門徒。這些主張形成了戒行與禪修結合、楞伽與般若諸經相融、知解與踐行相扶、漸修與頓悟相連、坐禪與作務並舉的禪風、禪理和禪法，改變了達摩祖師以來的“一僧一庵，一衣一缽，隨緣而住，不恒其所”的遊化乞食為生的傳統戒行方式，從而把禪宗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一般說來，要形成一個佛教宗派，除了要有宗主和獨成體係的教義外，還必須有一定規模的徒眾團體。道信之前，由於“遊化為務”無法形成這樣的僧眾團體，隻有在道信定居雙峰山後，才形成這樣的僧團，因而才開始具備一個宗派的基本條件。為保障徒眾的禪修，道信在雙峰山開創了農禪並重的禪風。
道信的佛法聲威漸漸紅遍大江南北，一時間黃梅被譽為“小天竺”，各地朝拜四祖寺的僧俗絡繹不絕。道信大師還利用農禪空餘時間，從事醫藥研究。唐貞觀年間，唐太宗四度詔道信赴京，但他均辭謝不往，表現出隱居山林之誌。
道信大師於永徽二年（651）閏九月初四，寂於雙峰山，壽七十有二。臨終前，語弟子弘忍為造塔，以示弘忍承其禪業之意，並垂誡門人說：“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
道信大師一生受到戒師、禪師、天台等多方麵的影響，加上自己的融合創新，形成獨樹一幟的禪宗理法。道信的禪修理論和方法，不僅直接為“東山法門”的創立奠定了基礎，而且包含了往後禪宗多向發展的端緒，因而成為中國禪宗史上一個重要裏程碑。
縱觀道信大師一生，他不但得到了普通道俗的崇奉，而且還有地方官員的大力支持，有利於推動佛教的大力傳播和發展。此外，大師如先哲般不為名利所動，並告別以前禪者遊方弘化的頭陀方式，營寺造像，廣泛地接引群機，以至常住弟子達五百餘人，形成初具規模的禪林雛形，為禪宗的後續發展奠定了基礎。他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在楞伽宗的如來藏心的傳統中，融合般若思想的實相念佛，念佛即是念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終致心佛不二論的理念，以《觀無量壽經》等淨宗思想，結合唯心淨土理念，組成禪淨合一的教學特色，並適當融合傳統思想，進而完成了獨具特色的方便法門。
輕生死，重去就
四祖道信大師，又為後世學者留下不慕虛榮，輕生死，重去就的清風亮節，作為世出世間的典範。
——《禪話》
禪宗四祖道信大師，即以“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六十年”的篤實禪修為行持的宗風。他在吉州期間，正值隋季喪亂。吉州城被賊兵圍困了七十多天，城內泉井幹涸，兵糧已經盡絕，萬民惶怖困弊，情況非常危急。道信便教導大眾稱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此時城中群眾人人一心，意誌堅誠持誦。城外的盜賊這時遙望城中，看到城上仿佛有神兵守護，心生畏懼，互相告誡說：“城當中一定有異人，我們不可以貿然進攻！”便解圍而去。
南懷瑾先生指出，由這一傳說記載可知，自四祖道信開始，已逐漸變更達摩初傳禪宗於二祖神光時以《楞伽經》印心的傳統了。四祖教人念摩訶般若（《大般若經》是佛法中闡言體性空的要典），顯然是受到南方“摩訶般若波羅蜜”法門的影響。從此，自五祖弘忍付授六祖慧能以來，便改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以印心，因此而開啟初唐以後中國禪宗的特色。此外，當時的道信雖年僅三十多歲，已經得到信眾的崇敬。在艱難困苦的歲月裏，他是人民的精神支柱，在民眾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後道信大師受邀於雙峰山傳授方便法門，受到空前響應，常住人員多達五百餘人，連刺史崔義玄，也“聞而就禮”。
按印度佛教風習，出家修道者不事生產，靠他人布施或沿門乞食為生。佛教傳入中國後，隨著寺院經濟的形成和僧侶的增多，宋晉時已出現了下層僧侶“或墾殖田圃”，“或商旅博易”，“或矜持醫道”等“肆力以自供”的現象（《弘明集》）。但達摩及神光、僧璨幾代禪師依然一直遵循印度佛教風習。唐高祖李淵，為利用道教維護其統治地位，便自稱是老子的後裔，並聽信太史令傅奕的話，而奉行崇道抑佛政策，並於武德八年（625），下聖諭明確規定三教的次序是：道先，儒次，佛最後，並規定“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