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林寺由傅大士開創，高僧輩出，終究名揚天下，隋朝號稱“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時被欽定為五山十刹第八，香火久盛不衰。
道冠儒履釋袈裟
傅大士不現出家相，特立獨行維摩大士的路線，弘揚釋迦如來的教化。而且“現身說法”，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表示中國禪的法相，是以“儒行為基，道學為首，佛法為中心”的真正精神。他的這一舉動，配上他一生的行徑，等於是以身設教，親自寫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絕妙好文。
——《禪話》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意識形態由儒入玄，由玄入佛。傅大士生活在佛教寺院最盛的時期。經過佛經的大量翻譯，漸漸進入一個中國化的過程。日本學者忽滑穀快天指出：“梁武帝時代，僧副、慧初等，息心山溪，重隱逸，小乘之弊猶未能去。獨傅翕超悟大乘，出入佛老，感化及於後世禪教者，翕一人也。”說明傅大士在佛教中國化過程中的作用。
佛教要中國化，離不開中國本土的“道”和“儒”，尤其是儒學。南北朝時範縝的《神滅論》，堅持“形神相即”，與佛教“形神相異”對抗。所以佛教要在中國落地生根，難度是很大的。梁武帝用行政命令宣揚佛教，給佛教大開方便之門。不過即使如此，佛教要發展也離不開中國文化的儒、道的根基，要和它們互相融合，互相吸收。傅大士第一次上書皇帝，就已提出上中下三善：
其上善，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吾令百姓俱稟六齋。
上中下三善，即治國的三種對策。所謂上善般若（佛）、中善“儒”、下善施政，也是基於當時實際情況出發。傅大士創導三教合一，可見一斑。樓穎著的《傅大士錄》中對此也講得很清楚：
大士一日，頂冠、披衲、趿履。帝問：“是僧耶？”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士以手指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袖衣。遂出。故今雙林寺塑大士像。頂道冠，身袈裟，足趿履，仿此跡也。
南懷瑾先生指出，今時一般學人，研究中國禪宗思想和中國禪宗史者，學問見解，智不及此；對於禪宗的修證，又未下過切實工夫，但隨口阿附，認為中國的禪學，是受老莊思想的影響，豈但是隔靴搔癢，簡直是“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不知所雲地愈飛愈遠了。
儒學是人世的學問，以做人治世為目的，便以“格物、致知、忠誠、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至於學佛修道也離不開人世間，而且這是做人立身處世的基礎，但是沒有佛家的慈悲心腸是不能容物的。“有容德乃大，無欲性則剛，”德大至剛是一位金剛菩薩了。至於道家講清淨無為，寧靜致遠，理論少而智術多，沒有道家的腦筋，很難製服一些混世魔王，他們從無為中顯現有為，利於逆取，所以人們說：“開國以道，治國由儒。”這些都是“世間法”，而佛家是要出世的，要了脫生死，超凡入聖。所謂三教合一，是指要有佛家的居心，用道家的智術和儒家的論理，才不會走入偏激的途徑。傅大士時代形成的中國文化，千百年來一直支配著中國的社會和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宋朝王安石作宰相，他的廳堂裏掛了一幅傅大士的畫像，上麵有佛印禪師題的一首讚詩：
道冠儒履釋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
忘卻兜率天上路，雙林癡坐待龍華。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傅大士合並三家為一家的主張，在我國曆史上，確曾發生過重大的影響，甚至是我國傳統文化精髓中的一部分。
傅大士主要依靠“敷演句偈，闡揚經論”，所以他的佛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句偈，也就是詩句當中。所講的並不以文字為意，但契合微妙至真之理，說法不過數句，使聽的人能根據自己的覺悟程度而得到啟示，使人揭開心眼之塵翳，洗去肺腸之垢濁。大士的思想受僧肇影響很大，他以真空為根本，合矛盾二語為一也是其思想的基本形式。如他有一首著名的顛倒偈子：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
牛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