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立即召見佛圖澄，問道：佛道有何靈驗？佛圖澄一聽，就知道石勒對佛法不懂，正好用那些法術來使他看到佛法的靈驗而生信。傳說佛圖澄專好異術，善於誦咒語。他將麻油與胭脂調和後塗在手掌上，掌心就會現影千裏之外的事情。他拿一個盆盛滿水，燒香念咒，不一會兒，盆中現青蓮花，閃閃發光。石勒由此信服佛法，但這實際上是被佛圖澄的魔術所攝服，並沒有涉及對佛理的了解。佛圖澄在此基礎上，又向石勒宣說佛教的因果報應理論，勸善棄惡。據說由於佛圖澄的勸善，勸石勒少殺戮，當時本來要受屠戮的十之八九都被免死，太原一帶，不論是漢人還是少數民族，信佛的頓時增多。石勒也把佛圖澄作為機要參謀，凡有大事，必定要征詢佛圖澄的意見，佛圖澄也積極參與其中。石勒得以生擒劉曜，就是采納了佛圖澄的意見。
石勒稱帝後，對佛圖澄更加敬重，稱他為大和尚，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交給佛圖澄在寺中撫養，每年四月初八，石勒都要到寺裏去灌佛，對佛教大力支持。
南懷瑾先生對此分析說，每逢時衰世亂，人心頹喪的結果，不是傾向現實，追求奢靡的生活，便是逃避現實，追慕高遠的境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國，由於政治局勢的動蕩不安，社會風氣的頹喪，無處不在地刺激人心而使之走向積極或消極的道路。印度名僧佛圖澄慈悲教化後趙石勒，除了宣揚教理以外，唯一特點就是曾顯示了許多神通，不但使石勒信仰而減少殺機，同時也使很多人相率信服不已。並且他又傳授佛學的修證方法，提倡安般守意（安靜、調息、守意入定）的禪定法門，使人們在相信佛教學理之外，又有確實修持方法可循，與中國道家的養生方術，可謂相得益彰，而有異曲同工之妙。後來他的中國弟子道安法師，又是學問博洽，兼通世務，德重當時的學者，而中國佛教淨土宗的開山祖師慧遠大師，也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
淨土信仰源於古印度。古印度盛行有關人生是苦的基本觀念，從而寄希望於脫離現實的娑婆世界，往生超越的淨土世界。在中國出現的淨土崇拜，大致曾分為彌勒淨土和彌陀淨土兩種，彌勒淨土信仰由道安首創，一時盛行於北魏，梁齊間還有所聞，不久即衰。彌陀淨土信仰一般認為始於東晉慧遠。淨土宗，因專修往生阿彌陀佛淨土法門而得名。因中國第一代祖師慧遠邀約當時名士陶淵明、劉遺民等在廬山建立蓮社提倡往生淨土，故又名蓮宗，白蓮社，或“遠公白蓮社”。
慧遠大師在廬山對佛教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他主張佛性之說，認為佛的精神實體是不變的，是永恒存在的，人們應該把達到這一境界作為奮鬥目標。佛教徒稱佛學是內學，把儒、玄叫做外道。而慧遠不僅精研佛學，而且兼通經學和玄學，一身兼儒、佛、玄三家。他認為儒、佛、玄三家作為統治思想來講，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主張“內（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並以佛學為主，以儒玄為輔，達到會之有宗（佛），百家（儒、玄）同致的目的。
對於促成廬山白蓮社淨土宗的原因，在南懷瑾先生看來大致可歸結為兩點：其一是因時代的大勢所趨。魏晉以來，自由曠達之風影響社會人心，由頹喪而變成放浪，以致政治更加紊亂，社會更難安定，逃世思想日益增盛，以陶淵明、謝靈運為代表的士大夫階層所受影響尤烈。劉遺民應邀入山的回信中就有“晉室無盤石之固，物情有壘卵之危”的感傷詞句，當時名士遁世逃佛的心情可見一斑。慧遠大師以悲天憫人的胸襟，邀約當世知交名士，遁跡山林，也是當時必然的趨勢。其二是因養生方術的選擇。
兩漢、魏晉以來，除了思想上的玄學以外，方士養生之說也大行其道，煉丹藥以求神仙長生不老之術的風氣也普遍存在。通曉老莊之術的慧遠法師認為這些不是究竟方法，於是返求諸己，歸到一心。他深通佛學性空的般若之理，學術上又是名匠佛圖澄和道安法師的嫡派，深知求得實證的困難，便提倡精神超越升華的念佛法門，可概括上中下三種器識的修持。即使此生不了，也可使靈魂得到超脫的境界。這一修行方法因其簡便易行，故自中唐以後廣泛流行。宋明以後與禪宗融合，其它如律宗、天台宗、華嚴宗等，也都兼修念佛法門。由於淨土宗的創立，使佛教在中國，確定了宗教的精神和形式，而且直到現在，一句“阿彌陀佛”，已變成中國社會的流行口語，所謂“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的說法，一直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