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人們談論最多的就是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求法，使佛法流傳漢地的故事。此說最早見於《四十二章經》、《牟子理惑論》、《老子化胡經》。此外，東晉袁宏《後漢紀》，劉宋範曄《後漢書》等魏晉南北朝人士的著作中，有不少言及此事的，可見當時這一故事在社會上已廣為流傳。
漢明帝求法的故事，是說東漢永平年間（58—75），漢明帝夜夢神人，身上放光，在殿前飛繞而行。次日會集群臣，問這是何神，有通人傅奕回答：聽說西方有號稱為“佛”的得道者，能飛行虛空，身有日光，帝所夢見的就是佛。於是漢明帝遣使西行，在大月氏抄回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佛教於是傳入漢地。
這一傳說故事中，有神話傳奇的成分，但基本情節尚屬可信，唯傅奕以“佛”為對，說明當時已有佛教在民間流傳，隻是未能傳到宮廷而已，因此還不能作為佛教最初傳入的記錄。
關於這一問題，南懷瑾先生認為中印文化的交流，早在秦漢初期就已有了跡象，而最可信的且有史料可考的，當在漢末和三國時期。漢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世高來華，月氏國沙門支讖到洛陽，各譯佛經數十部，共一二百卷。
安世高來自安息國，是王族出身，因此，凡是從西域來我國的人都稱他為安侯，所以我國經錄家也就沿用這種稱呼。天竺國的語言文字音調字義詭奇拗折，和我國的語言文字有很大的差別。因此，佛經初傳來我國，譯述方麵錯誤百出。由於安世高精通華語，對於佛經的翻譯，有很高的造詣，可說是居各種譯經之冠。當時，佛教傳入我國內地，已有相當時期，在宮廷內和社會上都有許多信仰的群眾。他們信仰佛教，雖然偏重於祭祀祈福，但也有切實修行的需求。因此，安世高就為他們譯出有關止觀法門的種種經論，而這也正是安世高所專精的部分。安世高的漢譯佛經，是一種空前的創作，內容和形式都有特色。就譯文的內容而言，純粹譯出他所專精的經典；就譯文的形式而言，偏重於直譯，力求保存經典的本來麵目。安世高既通曉華語，又采取直譯的方式，故能正確地掌握經文的原意，且說理明白、措辭穩當、不鋪張、不粗俗、恰到好處。
在靈帝時，印度沙門竺佛朗也來到洛陽，極力提倡佛教，此後沙門康僧會，月氏籍的名士支謙（受業於支讖的弟子支亮）等，都是學問淵博，為朝野所宗仰的人。他們弘揚佛學，先後居留在東吳，為孫權政府的上賓。這些人當時都通曉中文，極力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曹魏在嘉平年間（245—254），因印度名僧曇柯迦羅與曇諦的倡導，開始建立中國的佛教製度，以及出家受戒的規範，這是佛教戒律正式傳入的開始。
因避戰禍，僧人多從北方來到南方，因此，佛教多由關中、洛陽一帶傳入，如安世高、支謙等。安世高原為東漢末年譯經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線正可顯示佛教已由北漸向南傳播。支謙漢文造詣很高，發揚支讖般若一係，譯經甚多。其中《大明度無極經》是《道行般若經》的同本異譯，可算是內啟兩晉般若之學、外導六朝清玄之風的重要典籍。
佛教剛傳入時人們隻看成是社會上流行的神仙道術的一種，當時所建的寺廟大多供西域和印度的僧侶和商人使用，漢人出家的很少，到東漢時，逐漸在中原流行，但發展不快。到三國時才開始流行，並翻譯了少量的佛經，建了一些寺廟，雖然竺佛朗的名著《牟子理惑論》主張與中國文化相調和，但總的來說，尚沒有出現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趨勢，直至魏晉時期，佛教才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南懷瑾先生從曆史發展的角度分析認為，由於政治的轉變及戰爭的影響，當時的佛教文化在時人看來更像是一種應時的禮品，從民間和包括朝廷在內的士大夫階層中都有著這種潛在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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