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影響到在他之後的很多代人，包括馬克思。黑格爾提出關於衝突的概念，他稱作辯證法，一種正向精神與反向精神帶來衝突，在衝突的過程中碰撞、成長、升華。曆史衝突是其中內在精神衝突的體現。他將這種必然經曆的過程看作淨化的必須，它所帶來的痛苦是世界本身的悲劇。
這樣的悲劇衝突在他的同時代人叔本華身上體現得更為鮮明，叔本華是悲劇哲學家，他的核心觀念就建立在這樣不可避免的鬥爭的悲劇上。他同樣強調某種宏大似理念的事物——意誌，也同樣強調意誌將自身展現為可見的現象，然而與黑格爾強調精神本身的演化不同，叔本華相信，意誌分裂到世界的萬事萬物中，事物因此開始經曆無盡的鬥爭。意誌總以欲求某種東西為基礎，人受其推動，也就總在無窮無盡的欲求中行動。在意誌與意誌的碰撞中，人遇到毀滅的悲劇，並在這悲劇中看到一種特殊的壯美。
叔本華是尼采的精神導師。他骨子裏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說人的本質就在於他的意誌有所追求，永不停息，得不到的時候，隻能無盡地焦慮與追逐，而倘若得到，就會在厭倦和空虛中更加受苦。“人生是在痛苦和無聊之間像鍾擺一樣的來回搖擺。”他相信苦痛是意誌的本性，生命問題最終要回到意誌問題。
叔本華一生並不順利。他生前很少受人關注。他與黑格爾同時任教，然而黑格爾的課堂人滿為患，叔本華的課堂聽者寥寥無幾。叔本華的憂鬱化為一係列重要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莫過於《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這本滯銷的小冊子，曾在一個舊書攤的一角蜷縮，無意中被尼采撿起。尼采如獲至寶，徹夜通讀，從此人生大不相同。
德國哲學就在這一係列解釋宇宙的宏大敘事中不斷前行。它的腳步已經遠遠把其他民族落在身後。它從宇宙的角度反思自身與民族存在。在民族憂患與奮發的過程中，反思往往是最深刻的，對民族曆史、對人類命運的自覺在這個時候達到激情的頂峰。從康德的普遍理性到黑格爾的宏大辯證法，從叔本華的意誌鬥爭到尼采的重估道德，從20世紀韋伯的理性的社會學到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生存隻有在德國哲學中才不僅僅是吃飯與利益的日常瑣碎，而化為精神與現象的雙重鬥爭。
柏林大學是世界上容納了最多深刻人物的大學。它於1810年成立，是世界思想孕育的搖籃。費希特、黑格爾、叔本華、愛因斯坦、普朗克曾經在此任教，馬克思、恩格斯、海涅、韋伯和俾斯麥曾在此就讀。如果將大學按照其思想的分量化為重量，柏林大學將把天平壓斷。柏林大學由普魯士王國文教主管洪堡創建，他強調自由的理念，強調大學獨立於政治經濟，在超脫於世的寂靜中潛心科學。他的理念得到了柏林大學所有傑出思想家以生命為藍本堅決的貫徹。
柏林大學在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拆分的時候分為兩處，民主德國柏林大學改名洪堡大學，聯邦德國又成立一座柏林自由大學。洪堡大學是柏林大學的主要繼承者，如今兩所大學仍獨立運行。今天在洪堡大學的院牆之外，能看到樸素的思想者雕塑。校門很小，校園靜而簡單，通道沒有任何裝飾，隻有舊書書攤和流連的學生可以讓人看出這是一所大學。大學本身是如此低調，沒有宏偉的大廈，沒有張揚的門樓，草坪和雕塑色彩單一，卻有一種靜穆標誌自身的力量。在陰雨連綿的柏林蒼穹下，思想用曆史塑造自身，不需要任何多餘修飾。
超人：曆史走到尼采，也走到精神鬥爭的頂峰。
1889年，就在尼采因痛苦而發瘋的同一年，就在韋伯在柏林獲得博士學位的這一年，還有兩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俾斯麥下台，另一件是希特勒出生。
曆史總是以最吊詭的方式呈現自身。俾斯麥是德國第一個富有爭議的強力領袖，他可能沒想到，在他之後會有更極端的另一個人。尼采曾呼喚強有力的超人，韋伯曾著力研究官僚體製的優勢和它對人的精神控製的鐵籠，可是他們恐怕都沒有預料到，德國的曆史會以扭曲的方式上演超人與官僚製最可怖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