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華大學念書的時候
我少無大誌，從來沒有想到做什麼學者。中國古代許多英雄，根據正史的記載，都頗有一些豪言壯語，什麼“大丈夫當如是也！”什麼“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麼“燕雀焉知鴻鵠之誌哉？”真正擲地作金石聲，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種人。
在我讀中學的時候，像我這種從剛能吃飽飯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當時流行的口頭語來說--能搶到一隻“飯碗”。當時社會上隻有三個地方能生產“鐵飯碗”：一個是郵政局，一個是鐵路局，一個是鹽務稽核所。這三處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會裏，“老外”是上帝。不管社會多麼動蕩不安，不管“城頭”多麼“變幻大王旗”，“老外”是誰也不敢碰的。他們生產的“飯碗”是“鐵”的，砸不破，摔不碎。隻要一碗在手，好好幹活，不違“洋”命，則終生會有飯吃，無憂無慮，成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畢業後能搶到這樣一隻“鐵飯碗”。我不敢有違嚴命，高中畢業後曾報考郵政局。若考取後，可以當一名郵務生。如果勤勤懇懇，不出婁子，幹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個郵務佐，算是郵局裏的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了；就這樣混上一輩子，平平安安，無風無浪。幸乎？不幸乎？我沒有考上。大概麵試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樣一塊料，於是我名落孫山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才報考了大學。北大和清華都錄取了我。我同當時眾多的青年一樣，也想出國去學習，目的隻在“鍍金”，並不是想當什麼學者。“鍍金”之後，容易搶到一隻飯碗，如此而已。在出國方麵，我以為清華條件優於北大，所以舍後者而取前者。後來證明，我這一寶算是押中了。這是後事，暫且不提。
清華是當時兩大名牌大學之一，前身叫留美預備學堂，是專門培養青年到美國去學習的。留美若幹年鍍過了金以後，回國後多為大學教授，有的還做了大官。在這些人裏麵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學者，沒有人做過統計，我不敢瞎說。同時並存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機構，仿佛是西裝革履中一襲長袍馬褂，非常不協調。然而在這個不起眼的機構裏卻有名聞宇內的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輕的講師李濟，後來也成了大師，擔任了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這個國學研究院，與其說它是一所現代化的學堂，毋寧說它是一所舊日的書院。一切現代化學校必不可少的煩瑣的規章製度，在這裏似乎都沒有。師生直接聯係，師了解生，生了解師，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誘，因材施教。雖然隻辦了幾年，梁、王兩位大師一去世，立即解體，然而所創造的業績卻是非同小可。我不確切知道究竟畢業了多少人，估計隻有幾十個人，但幾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幹位還成了學術界的著名人物。聽史學界的朋友說，中國20世紀30年代後形成了一個學術派別，名叫“吾師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寫文章常說的“吾師梁任公”、“吾師王靜安”、“吾師陳寅恪”等衍變而來的。從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學術界影響之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