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公司的力量》中這樣描述了卡羅瑟斯博士受聘杜邦公司的過程：“他提出了三個條件：一是建造新的實驗室；二是研究課題不受限製；三是提高工資，年薪從哈佛教授的 3500 美元提高到 5000 美元。杜邦公司照單全收。卡羅瑟斯從此開始了他形容為像煤礦工人那樣的工業奴役生活。雖然辛苦，他卻感到很愉快。他說：沒有人過問我如何安排時間？未來的計劃是什麼？一切就由我自己決定。最令卡羅瑟斯高興的是研究資金簡直沒有限製。”
在如此寬鬆的條件下，卡羅瑟斯開始了他的研究曆程，當然他的研究方向並沒有被定為長筒絲襪。開始，研究隻是在模糊地尋找一種有機高分子新的結構方式。1936年他們確認了一種特殊的分子，一種可以成為尼龍的分子——尼龍 66，之後，尼龍被發明。這個新發明，花了杜邦公司 2700 萬美元和卡羅瑟斯博士七年的時間，因為它實質上開啟了高分子化學的基礎研究。
在尼龍發明之前，塑料的發明同樣證明了公司的力量對於科學探索的巨大作用。自從台球運動誕生以來，一直都以象牙為標準原料。19世紀80年代，象牙供應的逐步減少與台球運動的興起曾引發了台球的短缺。美國最大的台球生產商費蘭與考蘭德公司懸賞價值1萬美元的黃金，招募任何能夠發明象牙代用品的“發明天才”。發明家利奧·貝克接受了這個挑戰，發明了苯酚和甲醛的化合物——酚醛塑料。後來這種用作替代象牙製作台球的人工材料成為世界上應用最廣泛的高分子材料。
從酚醛塑料到尼龍，從阿司匹林到晶體管，從無線電到電燈，自從有了公司，人類很多的新知識、新發明、新創意都有了明確的創造者和擁有者。《公司的力量》的解說詞中這樣寫道：“據統計，從 17世紀到20世紀70年代，被經濟學家認為改變了人類生活的 160 種主要創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今天，全世界 70%的專利和2/3的研究開發經費出自跨國公司。2006年，美國政府的研發預算為 1320 億美元，美國公司的研發預算則達到了 2000 億美元。”
杜邦公司這家以“開創科學奇跡”為企業目標的公司，以生產火藥起家，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引領了世界高分子化工領域的科學研究和技術應用。現在他們又成為世界轉基因農業技術的引領者，依然傳承了其向基礎科學領域延伸的傳統。
雖然當今世界的基礎科學研究很多依賴於國家的投入和政府科研機構，眾多的科學突破也來自於政府資助的科研機構和大學，但在發達國家，私營公司的投入早已成為科學研究甚至基礎科學研究的主要力量。以杜邦為例，每年在研究和開發上的投入高達10多億美元，在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已經超過數百億美元。
公司能夠投入大量的財力和人力用於科學研究而不僅僅局限在產品開發，一方麵在於企業家的雄心和眼光，同時也在於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有了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環境，企業才會有動力在看不清實際效益的時候就花費巨額投資用於科學研究。
現在的中國在工程技術上通過引進消化和自主研發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能力，但放眼人類文明史，真正拿得出手的基礎科學研究幾乎是空白。一直以來，政府的巨額投資都依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思路投向了政府和大學的科研機構，事實證明，在目前的競爭條件下這已經不是最有效的辦法了，當然直接靠政府撥款資助也不是最好的辦法。
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向私營企業開放是刺激公司向科學研究長期投入的最有效路徑。隻有當產權關係清晰、治理結構合理的私營公司進入到科學研究領域的時候，科學才可能真正迎來“百花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