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中國經濟學家認為，通用走到今天這一步，原因既不是產品失敗，也不是管理不善，而僅僅是因為僵硬而昂貴的雇傭協議，迫使它以有限的資產對在職和退休員工及其家屬背負了近乎無限的責任包袱。UAW，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由於它的存在，通用汽車的熟練工人的薪水遠高於豐田公司工人的薪水。強大的工會和汽車工人高額的薪酬福利拖垮了通用汽車。這一判斷的邏輯簡單而清晰——進入通用汽車工作，曾經是很多底特律人的夢想。在通用，員工享有免費的醫療保險，包括退休員工。背負著這樣沉重包袱的企業怎麼會不垮呢？
擁有最低價的員工，也就擁有最有競爭力的公司，也就擁有了最有競爭力的產品。經濟學家們把向世界提供廉價工業品的中國經驗推廣到美國公司身上。果真如此嗎？
2009年4月5日，央視記者在底特律采訪了剛剛在一周前接任瓦格納的新任通用汽車CEO韓德勝。經曆過國有企業“大鍋飯”、“鐵飯碗”的中國人，用曾經分析中國國有企業同樣的思路分析著通用汽車的失敗原因——你就招了吧，是工會和工人的高工資高福利毀掉了這樣一家偉大的公司。但韓德勝就是不承認，瓦格納也不承認。他們承認重組的障礙來自工會和股東，但誰也沒把公司的失敗推到員工頭上。工會成為他們最主要的談判對手，難道這不是天經地義的嗎？除了股東，員工難道不應該在決定他們命運的關鍵時刻擁有發言權嗎？奧巴馬不這樣認為，瓦格納不這樣認為，韓德勝不這樣認為，中國的經濟學家和媒體偏要這樣認為。
被問到通用重組後提升競爭力的途徑時，韓德勝給出的答案非常具體：“我們需要思考未來，科技在未來能源安全、能源自主中的作用，思考如何應用全球化的技術，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具有在全球進行技術協調和發展的能力……了解市場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傾聽，我們需要傾聽，理解消費者的想法，並根據這個適時調整，這是我們要做的。”技術落後和對市場判斷的失誤才是通用衰敗的真正原因，至少我從韓德勝的話裏聽出的是這個意思。
前任CEO瓦格納自己也承認，在他任上最大的失誤在於錯誤判斷SUV市場的變化。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當國際油價跌到每桶10美元時，以瓦格納為代表的通用汽車董事會，覺得大型SUV的曙光將重新降臨。2005年，“卡特裏娜”颶風襲擊美國後，油價飛漲，SUV銷量大跌，當年通用汽車虧損達106億美元。從此，通用汽車開始在下坡路上加速。危機當頭，瓦格納的SUV 夢還沒有醒。他作出決策，重新設計SUV，升級金斯維爾SUV工廠。但是，這家曆史長達九十年、通用汽車曆史最為悠久的工廠，在2008年冬天的一場暴雪後，宣布徹底關閉。
瓦格納2000年上台，當時通用由20萬的員工數，已經裁減到了6萬。2005年10月，他和工會達成裏程碑式的協議，將通用醫療保健支出每年削減30億美元，並買斷了大量員工的工齡，將通用的在職員工削減了35萬人。“從2005年下半年到2006年整年，我們使成本下降了90億美元，主要是勞動力或者說和勞動力相關方麵的成本下降。”瓦格納曾認為這是通用汽車複興計劃取得的最大成就，所以他不好意思再拿工會和工人的薪酬福利說事。
1993年，已經83歲的彼得·德魯克為他的不朽名著《公司的概念》（1946年版）最後一次寫了再版序言。在序言的結尾，德魯克寫下了這段話：我迫切想知道的是，如果不分拆通用汽車，無論是自願的還是被惡意接管，是否可能使它（或者它的繼任者）產生一次成功的轉變？盡管作為繼任者的新通用汽車將不再是那個美國製造業和美國精神的象征，但全世界還是在期待那個本來在五十年前就應該開始的轉變。在感歎這個轉變來得太遲的同時，我們不得不感慨為什麼德魯克可以被稱為“大師中的大師”。
天不生此人，萬古如長夜。
大師唯一沒有預料到的細節是通用汽車不是自願也不是被惡意接管，而是被政府“善意接管”了。一位偉大的“旁觀者”和一位卓越的管理者從1946年開始的爭論終於有了一個清晰的結局——德魯克完勝。
1943年年底，在歐洲戰場，勝負的天平已經明顯向盟國傾斜。戰時作為兵工廠生產坦克和擲彈器的通用汽車開始考慮戰後的企業發展方向。從1923年就開始領導通用汽車的總裁斯隆邀請德魯克幫助企業進行專題研究，弄清楚戰後的企業該如何管理員工。斯隆相信，德魯克有這樣的思想高度，能夠提出合乎未來工業社會要求的管理方案。而此時的德魯克正在尋找深入地進入企業調查研究的機會，雙方一拍即合。
隨後，德魯克和通用汽車的幹部員工有了十八個月的親密接觸。1946年，《公司的概念》出版。然而誰也沒有料到的是，一位大師受一位大佬之托，嘔心瀝血的成果卻讓兩人陷入了尷尬的境地，雖然在後來長達幾十年的歲月中，兩個人都給予對方足夠的尊重，但這種尊重卻沒有讓他們向對方的看法發生絲毫妥協。
《公司的概念》激怒了斯隆。這倒不是因為德魯克在書中歪曲了事實、詆毀了通用汽車，而是德魯克完全沒有按照斯隆所希望的那樣，在研究了通用汽車之後提出如何提高企業競爭力、改造生產管理方式的具體意見。德魯克對企業的研究興趣並不在於幫助通用汽車做一個有關企業管理和戰略的谘詢報告，他把自己放在了更高的位置上——作為工業社會代表的大企業如何承擔起建設和諧新社會的責任。
而作為一個清教徒，斯隆是一個自由資本主義堅定的信仰者。他不但對德魯克的研究方向毫無興趣，更把他給出的結論當成歪理邪說。
不知道斯隆給沒給德魯克谘詢費，如果給了，這意味著這錢打了水漂，對於基督徒來說，這是罪惡。對德魯克的憤怒催生了斯隆正本清源的強烈願望。十四年之後，斯隆《我在通用汽車的歲月》出版。斯隆拿出了他在通用三十年職業生涯的所有證據，證明了通用成功的偉大之處，這本書成為企業管理者的《聖經》。據說看了這本書之後，日本人才真正知道什麼是大企業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