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被認為是一種黨派鬥爭妥協產物的杜魯門，從來沒有想到會有機會成為總統，更別說作好當總統的準備了。“1945年4月13日清晨，天氣暖和，哈裏·杜魯門尚未起床，朦朧中似乎有件特別緊急的事情使他再也睡不著了。忽然他想起來他現在已經是美國總統了。於是從床上一躍而起，一把抓過衣服來……”這是《光榮與夢想》中關於杜魯門的煽情描寫，據說在很長時間內，這位新總統都是處於這樣一種狀態。
在適應了新角色之後，杜魯門下達了在日本空投原子彈的命令，迅速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且在冷戰初期實施馬歇爾計劃，由此杜魯門的威信逐漸建立起來。在國內事務上，杜魯門繼承羅斯福的新政衣缽，提出了“公平施政”的理念。“該計劃呼籲擴大社會保障範圍，提高法定最低工資，通過政府投資確定充分就業，建造公共住房消除貧民窟，堅持長期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政府資助科研項目。幾個星期後他又增加了新的建議，如推廣全民醫保。”
當然，杜魯門的方案遭到了共和黨的強烈反對，在1946年的中期選舉中，共和黨的選舉口號是：“你受夠了嗎？”眾多的美國中產階級用他們的選票回答：“受夠了。”
中產階級對新政的厭倦來自頻繁的罷工，對那些正在望眼欲穿地籌劃購買汽車的中產階級家庭來說，汽車工人的罷工讓他們心煩意亂。藍領的不滿來自社會對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無私奉獻沒有給予回饋。在1941—1945年期間，工人們自願加班，賺到錢又積極購買公債。珍珠港事件後，羅斯福要求工會保證，戰爭一天不結束，工人一天不罷工。在這之後，除了偶爾的罷工，美國工人信守了這一諾言。
隨著戰爭的結束，軍工需求迅速降低，除了藍領工人之外的所有人都在享受勝利的喜悅，因此藍領工人用罷工表達他們的不滿。從1945年9月福特汽車開始，罷工如多米諾骨牌般席卷美國。汽車工人、鋼鐵工人、煤炭工人、紡織工人都先後加入到罷工浪潮中，最嚴重的是1946年4月18日，兩個最大的鐵路工會宣布即將罷工，這意味著美國全國的交通將陷入癱瘓。一向和工會保持良好關係的杜魯門被徹底激怒了。
在杜魯門準備發表的對全國的廣播中，他憤怒地寫下了這樣的話：“讓我們把國家還給人民吧。讓我們恢複交通，恢複生產，絞死幾個叛徒，確保我們的民主製度吧。來吧弟兄們，動手幹吧。”總統來到國會，要求授權他把所有罷工的工人強行征入美國武裝部隊，讓軍隊接管鐵路。在48小時的最後通牒之後，工會服軟，要求全國煤礦和鐵路工人恢複生產。杜魯門終於硬氣了一回，像一個真正的總統了。他的助手說：“他大搖大擺地回到白宮的時候，你可以聽到他的睾丸碰的叮當作響。”（《光榮與夢想》）
杜魯門贏得了和工會的戰鬥，卻讓共和黨人抓住了把柄。新通過的《塔夫脫哈特利勞工法》授權總統可以下令禁止危害國家安全和全國停頓的罷工行為，宣布隻使用工會會員的公司為非法，宣布禁止工會會員脅迫雇主和其他非工會會員，宣布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工會領導等政策。
從立法的時代背景上看，《瓦格納法》和《塔夫脫哈特利法》兩部法律其實是左右兩派在不同曆史條件下的階段性勝利而達成的最終平衡。正如《塔夫脫哈特利法》的提案人之一塔夫脫參議員在他的提案最終在議會通過後所表達的：“雇主曾經在與個人的交涉中享有一切優勢時，聯邦政府改變了這一平衡關係，讓現在的勞工領袖享有一切優勢。而新議案的目的就是讓這一平衡關係回到雙方能夠平等相處的地方。”《紐約時報》1947年6月24日有關新的勞工法案通過的報道中用塔夫脫的這段話作為結尾。
六十多年後，這段話似乎依然立得住腳。隻不過，這種平衡已經變得不重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遷，新的矛盾代替了以往的矛盾。盡管在寒風中佇立“占領華爾街”的人們的身上依然可以看到曾經的歲月中工人爭取勞工權利的影子，但顯然，時過境遷，有關集體談判權的激烈爭執已經如過眼雲煙。華爾街的貪婪需要新的法律來界定，以尋求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