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的大國遊戲
當未來不可預測，現實又動蕩不安時，我們就希望在傳統中尋找確定感。於是，俄羅斯外長伊萬諾夫追憶起羅斯福與斯大林並肩戰鬥的日子，這種情景可能會在布什與普京身上再現；小泉純一郎一再提醒布什，日本與美國在過去５０年間的美妙同盟仍將在新世紀扮演重要角色；而前韓國總統金大中強調韓國將一如既往地扮演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夥伴之一的角色；中國人則將毛澤東與尼克鬆在３０年前那場極富戲劇性的會麵一次次回放，當布什在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１日走向下飛機時，那是曆史的重演嗎？
“世界已經改變”，這個時髦且過分抒情的話語準確地表達出了５個多月以來整個世界的迷惘，卻沒有告訴我們該如何迎接未來。仍被譏笑為“外交低能兒”的布什正汲汲於讓自己成為偉大的“戰時總統”，而高達８６％的民意支持率令他安心地將工作重心置於建立廣泛的外交聯盟上（還好，安然事件至少尚未演變成水門醜聞，而美國經濟也沒有最初想象的那樣脆弱）。在本·拉登與奧馬爾仍未落網時，布什迫不及待並倍受爭議地將伊拉克、伊朗與朝鮮列入“邪惡軸心”的名單，這種措辭令人想起了裏根把前蘇聯形容為“邪惡帝國”，還有二戰時德國、意大利與日本的“軸心國”同盟。
成熟起來的布什並未收斂他得州牛仔式的直來直去，盡管這種表現在外交事務中顯得不夠優雅甚至令人生厭。但是，在布什意興盎然地準備重建世界新秩序時，全世界又不得不傾聽（盡管其中夾雜著相當的不情願）。正像一些曆史學家所認定的，美國可能正在由一個“軟性的霸權”轉變成“真正的霸權”，布什在國情谘文中已將打擊伊拉克當成了國內事務。況且除了軍事與經濟力量的絕對優勢外，“打擊恐怖主義”也為美國的行動賦予了某種正義之名。
每個國家都在匆忙不安地確認或尋找自己在新世界格局中的政治定位。“９·１１”事件打破了過去１０年來的“新自由主義”神話。人們曾經樂觀地相信，自由貿易與全球化正推動一個和平與繁榮的地球的出現，大公司與國際組織正逐漸超越民族國家的界線，新通訊技術消除了地域差異，經濟力量而非軍事與政治力量，才是未來角逐的關鍵，而民族與國家可以在對世界的共同分享中尋找到最佳利益。這種幻想演變成“自由市場烏托邦”、“自由貿易烏托邦”，或是“技術烏托邦”。
人們意識到，我們不僅活在伏爾泰“世界大同”幻想的遺產裏，也同樣生活在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所強調的國家間你爭我奪、彼此間充斥不信任的理論中，是國家本身而非國際組織才是我們最終依賴的對象，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正在加強，軍事力量比經濟力量更重要，誤解是必然的，而理解可能是偶然的。
在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１日布什走下飛機時，中美關係的曆史並未掀開嶄新的一頁，曆史並非截下來的時間斷片，它由過去與未來連接而成。它不可能走出曆史的陰影，或是擺脫未來不確性的幹擾。作為正在走向成熟的大國的公民，中國人必須學會以更成熟與連貫性的心態來體察中國與美國間愛恨交加的情感，要清醒地認識中國在兩國交往中的實際地位。我們當然可以充滿自信與豪情，但不得不承認，在現實世界的遊戲格局中，美國仍處於一個絕對強勢的地位，而中、美之間的分歧與它們間的共性一樣多。這種分歧在過去的３０年間沒有改變，也很難在不久的未來徹底解決，我們不得不學會容忍這種分歧，放棄“嶄新一頁”的幻想。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努力清除頭腦中根深蒂固的“二元思想”：認為對方非敵即友，或是認為僅僅擁有最大的未開發市場，中國就有可能與美國達成牢固的協議。主宰國際關係的仍是政治、經濟、文化與傳統因素的綜合結果，而非簡單的一個環節。
當毛澤東與尼克鬆１９７２年在中南海那間堆滿書籍的寬敞睡房裏見麵時，中國仍處於一個特殊的國內動蕩時期，美國則在越南的爛泥潭中不能自拔，他們希望通過彼此的接近來對抗越來越咄咄逼人的前蘇聯。對於尼克鬆來說，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輝煌的時刻，他稱１９７２年的２月２１日至２月２８日為“改變世界的一周”，毛澤東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自己對國家安全的憂慮，周恩來則希望利用對美國的外交來強化中國國內的溫和路線，打開技術與貿易的交流窗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