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裴炎一黨因逼迫太後還政被紛紛送上斷頭台後，朝堂上公然反對武後的聲音就漸漸消失了，此後又經過一場還政表演以及甚囂塵上的告密風潮，滿朝文武的嘴巴更是被堵得嚴嚴實實，似乎再也沒人敢對太後攬政之事妄生非議，指手畫腳了。
然而，讓武後萬萬沒有料到的是，就在這個大獄迭興，人人自顧不暇的時刻，居然還是有人逆流而動，再次對她臨朝稱製的合法性發出了質疑之聲。
而更讓她震驚錯愕的是，這個人居然是她一直以來最得力的親信——劉煒之。
劉煒之，常州人，少年時便以文藻知名，入朝之後，以其才華見重於武後，遂被延攬為北門學士，從此成為武後的左膀右臂。劉煒之在親族中素有孝友之名，故深受高宗賞識，被高宗親自指定為相王府司馬，成為李旦的授業之師。高宗曾對劉煒之說：“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籍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舊唐書·劉煒之傳》）嗣聖元年，在武後廢黜李哲、擁立李旦的行動中，劉煒之與裴炎、程務挺等人一起立下汗馬功勞，因而以中書侍郎銜入相。官名改易後，劉煒之成了鳳閣侍郎、同鳳閣鸞台三品。
雖說在武後臨朝稱製的道路上，劉煒之一直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劉煒之心裏還是不可遏止地產生了和裴炎當初一模一樣的情結——惟恐變成武後篡唐的幫凶。
事實上，從睿宗李旦被武後軟禁的那一刻起，作為與李旦有著師生之誼的劉煒之就已經對武後心生不滿了。及至後來告密蜂起，眼見滿朝文武人人噤若寒蟬，而武後改朝換代的步伐則越邁越快，加之睿宗親政的希望又日漸渺茫，劉煒之心中的憤懣更是越積越深，不吐不快。
某一天，在某個私下場合，劉煒之心中的不平終於化成了一句致命的牢騷。
那天，劉煒之和他最信任的一個下屬鳳閣舍人賈大隱討論時政，說著說著不禁發出一聲浩歎：“太後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製？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資治通鑒》卷二○四）
就是這句不平則鳴的牢騷話為劉煒之招來了殺身之禍。
其時告密之風正盛，賈大隱正愁沒有升官發財的捷徑可走，現在劉煒之自己送上門來，他當然不會放過，於是一轉身就去向武後告了密。
武後聞奏，先是一陣愕然，繼而臉色鐵青地說：“煒之是我一手提拔上來的，沒想到又背叛了我！”
隨後，武後便授意有關部門給劉煒之捏造了兩個罪名：一是收受歸州都督孫萬榮的賄賂，二是與許敬宗的小妾私通。
“刑有不及，陷無不至；不患罪無名，患上不疑也。”（來俊臣《羅織經》）刑罰總有不能及的地方，而誣陷則沒有什麼不能辦到；不必擔心加罪於人沒有名義，就怕君主對這個人沒有猜疑。
劉煒之的遭遇，無疑為酷吏來俊臣的上述妙論提供了生動的注腳。
捏造了罪名後，武後隨即指派肅州刺史王本立負責調查。此舉頗令人費解——武後為什麼放著朝中的那麼多司法官員不用，偏偏指派一個地方刺史去審查一個堂堂宰相呢？
在我們看來，此舉大概有兩種解釋：一、劉煒之入相已久，所以武後擔心朝中的司法官員會暗中回護，影響審案；二、武後對這個跟隨自己多年的心腹股肱或許還抱有一絲不舍，所以她不想讓酷吏出馬，因為他們一旦出手便沒了回旋的餘地。綜合言之，指派王本立很可能是一個折衷的做法，也就是說——武後既不想輕易放過劉煒之，也不想馬上讓他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