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盧作孚指揮“宜昌大撤退”的那一年,這個叫劉大鏞的進步學生在大後方重慶參加了中國**。劉大鏞不僅勤奮好學、才情飛揚,而且抱負遠大、勇於開拓,是學校小有名氣的學潮領軍人物,也是當時重慶年輕的**員。
建國前後,劉大鏞的四兒一女相繼出生。劉大鏞分別為他們取名:“永言、永行、永美、永好、永化”,寓意為“言必行,行必美,美必好,好必發生質的變化”。
與在政治運動中坎坷起伏的父輩相比,劉氏兄妹有幸在青壯年時期遇到了一個好的時代。自從1978年中國步入改革開放後,他們的命運也如名字所寓意的那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質的變化”。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私營企業家,劉氏兄弟肩負起一個時代的使命與重任:
40多年前,中國私營經濟在遷入大西南後卻陷入了一蹶不振之中;
40多年後,劉氏兄弟又在同一個地方,重新續燃中國私營經濟一脈微弱的香火。
巧合的是,劉家最小的兒子劉永好,日後成為中國第一家私營商業銀行的最大股東,而這家銀行,和著名的愛國企業家盧作孚所創辦的民生公司同名,叫民生銀行。
這也許是中國私營經濟在冥冥之中的一種薪火相傳吧!
“最壞時代”的革命者
戰亂年代的結合
在希望集團四川新津基地研究所大院翠綠的草坪上,矗立著一座漢白玉雕像:左邊是一位留著短發中年婦女,一件毛衣搭在她腿上,凝望的雙眼充滿著慈愛、自豪、欣慰與一絲眷戀;右邊是一位戴著眼鏡的長者,他麵容清臒、眼神睿智,手拿著一本書,目光眺望著遠方,仿佛對前方的未來有著無盡的期盼……
他們就是中國著名民營企業家劉永行、劉永好等五兄妹的父母:劉大鏞和鄭康致夫婦。
每當清明或者其他重要節日,兄妹們就會放下手上繁忙的事務趕到這裏,為兩位老人獻上鮮花,並彙報企業最近一段時期的發展情況,以此來緬懷自己的雙親。
劉氏家族本是巴縣(今重慶市沙坪壩區)的一個名門望族,隻是到清朝末年逐漸衰敗了。貧窮既迫使人萎頓,也激發人上進。自幼聰明伶俐的劉大鏞,因為家境貧寒,無奈之下隻能去私塾為富家子弟做伴讀。
誰想到,富家子弟最後不學無術、學業無成,而身為“小書童”的劉大鏞卻以第一名的優秀成績考入了鄰縣中學,後又升入了重慶高等工業學校。
抗日戰爭爆發後,神州大地再也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即使處於大後方的重慶,也遭受著日軍飛機日夜不息的頻繁轟炸。據統計,從1939年到1941年,陪都重慶被空襲了268次,幾乎平均每周兩次。
但從天傾泄的炸彈,卻愈發激蕩起國人風起雲湧的抗日熱情。勤奮好學的劉大鏞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愛國烈焰,積極投身到各種抗日運動之中。
但劉大鏞不久後便遇到了一個大麻煩。當時,由於劉大鏞常常拋頭露麵參加革命活動,所以遭到國民黨的追捕,組織上將他轉移到成都地政學校,後來又派他打入國民黨內部工作。
和劉大鏞單線聯係的人是當時重慶地下黨委書記,但不湊巧的是,這位重慶地下黨委書記突然於1941年去世,這使得劉大鏞變成了一隻失線的風箏,他的這段革命曆史也隨之懸在了半空中。
後來迫於無奈,他隻好輾轉以民盟的身份參加革命工作。但這個麻煩卻一直如影隨形,為他命運多舛的一生埋下了伏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