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盧作孚指揮“宜昌大撤退”的那一年，這個叫劉大鏞的進步學生在大後方重慶參加了中國**。劉大鏞不僅勤奮好學、才情飛揚，而且抱負遠大、勇於開拓，是學校小有名氣的學潮領軍人物，也是當時重慶年輕的**員。
建國前後，劉大鏞的四兒一女相繼出生。劉大鏞分別為他們取名：“永言、永行、永美、永好、永化”，寓意為“言必行，行必美，美必好，好必發生質的變化”。
與在政治運動中坎坷起伏的父輩相比，劉氏兄妹有幸在青壯年時期遇到了一個好的時代。自從1978年中國步入改革開放後，他們的命運也如名字所寓意的那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質的變化”。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私營企業家，劉氏兄弟肩負起一個時代的使命與重任：
40多年前，中國私營經濟在遷入大西南後卻陷入了一蹶不振之中；
40多年後，劉氏兄弟又在同一個地方，重新續燃中國私營經濟一脈微弱的香火。
巧合的是，劉家最小的兒子劉永好，日後成為中國第一家私營商業銀行的最大股東，而這家銀行，和著名的愛國企業家盧作孚所創辦的民生公司同名，叫民生銀行。
這也許是中國私營經濟在冥冥之中的一種薪火相傳吧！
“最壞時代”的革命者
戰亂年代的結合
在希望集團四川新津基地研究所大院翠綠的草坪上，矗立著一座漢白玉雕像：左邊是一位留著短發中年婦女，一件毛衣搭在她腿上，凝望的雙眼充滿著慈愛、自豪、欣慰與一絲眷戀；右邊是一位戴著眼鏡的長者，他麵容清臒、眼神睿智，手拿著一本書，目光眺望著遠方，仿佛對前方的未來有著無盡的期盼……
他們就是中國著名民營企業家劉永行、劉永好等五兄妹的父母：劉大鏞和鄭康致夫婦。
每當清明或者其他重要節日，兄妹們就會放下手上繁忙的事務趕到這裏，為兩位老人獻上鮮花，並彙報企業最近一段時期的發展情況，以此來緬懷自己的雙親。
劉氏家族本是巴縣（今重慶市沙坪壩區）的一個名門望族，隻是到清朝末年逐漸衰敗了。貧窮既迫使人萎頓，也激發人上進。自幼聰明伶俐的劉大鏞，因為家境貧寒，無奈之下隻能去私塾為富家子弟做伴讀。
誰想到，富家子弟最後不學無術、學業無成，而身為“小書童”的劉大鏞卻以第一名的優秀成績考入了鄰縣中學，後又升入了重慶高等工業學校。
抗日戰爭爆發後,神州大地再也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即使處於大後方的重慶，也遭受著日軍飛機日夜不息的頻繁轟炸。據統計，從1939年到1941年，陪都重慶被空襲了268次，幾乎平均每周兩次。
但從天傾泄的炸彈，卻愈發激蕩起國人風起雲湧的抗日熱情。勤奮好學的劉大鏞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愛國烈焰，積極投身到各種抗日運動之中。
但劉大鏞不久後便遇到了一個大麻煩。當時，由於劉大鏞常常拋頭露麵參加革命活動，所以遭到國民黨的追捕，組織上將他轉移到成都地政學校，後來又派他打入國民黨內部工作。
和劉大鏞單線聯係的人是當時重慶地下黨委書記，但不湊巧的是，這位重慶地下黨委書記突然於1941年去世，這使得劉大鏞變成了一隻失線的風箏，他的這段革命曆史也隨之懸在了半空中。
後來迫於無奈，他隻好輾轉以民盟的身份參加革命工作。但這個麻煩卻一直如影隨形，為他命運多舛的一生埋下了伏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