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人群中的巨人，俯視蒼生的豪傑，還是封閉自惑的庸碌之輩？在強裝的笑顏後麵，是一顆瑟瑟發抖的心，如同在漆黑森林裏迷路的小小少年……”
——李小龍：《我是誰》
荒唐的歲月，給劉家留下了痛苦烙印。劉永行兄弟從小就接受吃苦的教育，在“逆運”這塊“磨刀石”上開始狠狠地磨練自己吃苦耐勞的精神。正是那些苦難，給了他們一種信念、一種力量、一種雄視任何艱難困苦的毅力和勇氣。
“前進！中國的青年。抗戰！中國的青年。中國恰像暴風雨中的破船，我們要認識今日的危險，用一切的力量，爭取勝利的明天……”
抗日戰爭初期的某天，在重慶高等工業學校內，一位**昂揚的青年正在指揮著一群熱血沸騰的學生排練著那首著名的抗日歌曲《青年進行曲》。這支合唱隊便是當時名滿山城的抗日救亡宣傳隊——暴風歌詠隊，而負責指揮歌詠隊的青年學生，名字叫劉大鏞……
1937年無疑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年份——它不僅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大轉折點，更成為中國私營經濟史一個讓人萬分歎惜的逆折點。
在此之前，中國私營經濟創造了一個短暫而輝煌的發展時期，如榮宗敬的申新紗廠、陳光甫的上海銀行、虞洽卿的三北輪船公司、盧作孚的民生公司、範旭東的永利堿廠等，都進入了繁榮昌盛時期。華人曆史學家黃仁宇在回望這段曆史時，樂觀地宣稱：“民國時代，中國重新構建了社會的上層結構。其中，商人階層的整體崛起，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
國外的許多觀察家也對當時中國的經濟持極為樂觀的態度。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在1937年4月份的一份報告中說：“不能不給予中國政府以積極的熱情，在農業、工業和交通等所有戰線上，發展的計劃在推進，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一個經濟發展的時期現已到來。”
而英國駐中國商務參讚也在報告中高度評價了中國私營企業家：“中國私人資本家是能夠使他們適應現代經濟需要的，這一點的表現在於私營華人企業，例如麵粉工業、紡織工業、電氣工業以及其他許多工業數目都見增長。這種增長體現了中國人自己，以及全世界大多數人對於這個國家的未來所抱信心。”
但這一切，隨著1937年7月7日北平遠郊盧溝橋突然響起的槍炮聲戛然而止。從這一天起，中國卷入了長達8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之中。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讓中國現代化進程至少延緩了20年，更讓中國的私營經濟跌入了長達40年的“熊市”之中。
次年的6月，在武漢，中國抗戰史上最大的一次戰役激烈地展開了。而就在“武漢大會戰”進行的同時，身材瘦弱的愛國企業家盧作孚，正在離戰火不遠的宜昌，指揮著他的民生公司進行著一場同樣艱苦的“戰役”——“宜昌大撤退”。
當時堆積在盧作孚眼前的，有近20萬噸的商用和軍用物資，以及3萬多要撤往大後方的官員、技術工人和學生等。這是經過戰火焚燒後中國工業僅存下來的最後一點血脈、最後一口元氣。在預定的40天時間內，盧作孚不可思議地把這些物資和人員全部轉移到了四川。以至於後來有人讚譽，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但到了大後方之後，中國私營經濟在戰爭的摧殘及國有資本、官僚資本的壓製下，卻再也難以延續往日的輝煌。建國後，因為此起彼伏的各種運動，私營經濟更是一度在中國銷聲匿跡。直到40年後的1978年，私營經濟才重新煥發生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