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天下午，我心裏一直在惦記著：想個什麼法子，安慰安慰哈達，讓他開心起來。磨嘰了一會兒，腦子裏突然亮光一閃--我記得聽很多人說過，精神病人殺了人是不償命的，對！就按照這個思路給他希望。於是我在玩撲克的時候問李明虎他們：
“你們聽說過精神病人殺人的事情麼？”
他們想了想，說好像沒聽過。劉黑子說：
“聽說精神病人殺了人是白殺的，不判刑的。”
我說：“對啊！我聽我姥姥說，在她們老家農村，前幾年有兩起精神病人殺人案，殺了以後關到監獄裏呆了幾天，後來又放出來了，那個精神病人的家裏，怕他以後再殺人，就用鐵鏈鎖在房間裏，一天到晚的不讓他出來見人，鎖了有好幾年呢。”
果然，哈達聽到這句話，立刻坐起來了。那些打牌的人都催著我把這個故事詳細地講一講。我就一邊想著，一邊慢慢講著，一邊慢慢講著又一邊想著，磕磕絆絆總算把這個故事有血有肉地編了出來。不知道什麼時候，哈達也湊到了我的身邊。我是一邊打著撲克一邊講的，後來，哈達也加入進來，也跟著把撲克牌摔得劈啪作響。
講完故事停頓了一會兒，劉黑子發感想：
“哈達有點可惜了，要是你家裏很有錢，或是當大官的，給你弄個精神病鑒定，你就不用在這裏陪我們了。”
這劉黑子講話有時考慮不周，不過哈達的眼睛卻有點亮了，抬起頭問：
“嗯，真的？”
我跟著幫腔：“是這樣的，有很多人通過關係，弄出個有病的證明，人就出去回家服刑了。有些沒有關係的人，真的檢查出來有病，也能出去的。”
哈達又有點蔫了，估計他心裏掂量：這兩種情況，他哪個都不占。
我啟發他：“哈達，你家裏人有沒有什麼病的？比如你姐姐啦，你爸爸、媽媽啦，有一個人精神不太好的就行？”哈達想了想說：
“我五姐不好，”
“怎麼不好啊？”
“做事不好。”
“你詳細說說，五姐做事和我們有什麼區別？”
哈達低著頭顰著眉想了想，抬頭不自然地笑了，“說不好。”
我聽著有點著急，這時阿騰格勒湊過來，用蒙古話問了他兩句，很快兩人流利地交談起來。阿騰格勒用漢語和我講：他五姐做事很慢，家務活之類的都幹不好，說話也說不利索。我想這可能是有一點弱智，還算不上精神病。我接著讓他問其他姐姐怎麼樣，他的爸爸媽媽怎麼樣？哈達想了想後，說他二姐脾氣不好，經常無緣無故地發火，記性還不好，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做過什麼事。聽他大姐說，他媽媽生前也和他二姐有點像。
我想：這和精神病應該有點貼譜了。然後我對他說：你可以讓你姐姐請個律師，你把這些情況和律師講，律師幫你說你有遺傳性的神經病就好辦了，法院相信了律師的話就會放你出去的。哈達低著頭無聲地笑了笑，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會，說：
“你幫我吧？你行。”
我想他這個案子就算請了律師也不一定管用，況且他幾個姐姐都很窮，不一定能掏這個沒作用的錢。能幫幫他當然是好事，也許幫他寫個材料之類的偶爾能起點作用，背不住能讓他多活幾天。於是，我爽快地答應他：
“你下次接見時向所長要幾張紙和一個筆，我來幫你寫這種證明。”
哈達高興地拉著我的胳膊像個孩子似的“嗷嗷嗷”了兩聲。在我們那裏的鄉下，常常可以看到很多蒙古族人，遇到高興事情時，伸著脖子亂喊一氣。這似乎有點原始部落的遺風。
兩天以後，哈達出號接見。回來時又是帶著滿臉光彩，如同上次寶音圖請他喝茶般的快樂。他說：這回他幾個姐姐們看他來了，帶著兩大暖瓶奶茶和很多蒙族家裏吃的食品。在值班室裏他邊吃邊同她們聊天。我看到哈達的兩眼有點紅腫，就問他：
“你哭了吧？”哈達低下頭，眼光四下躲避，露出尷尬的笑，不好意思起來：
“嗯，哭了。”
劉黑子嘴一撇，溜出一句：“操，能不哭麼？”
大家都能理解這個時候的感受--那是關在牢籠裏的人，最幸福的感受了。
這次寶音圖對他（她）們說：判決書如果下來，還有十天的上訴期，在這十天裏不服判決還可以上訴的，這個上訴狀是交到盟中院裏，有一些的犯人也會在這期間得到改判的。上了訴還需要等很長時間，才能等到最終的判決結果，有些是半年、一年以後才下來的。
我現在想：寶音圖對她們說的這句話很重要，這暗示他們，不管槍斃不槍斃，哈達還能在這裏呆很長一段時間，這可以有效穩定犯人和家屬的情緒。當人們攤上死刑判決這種事情時，大部分都是多活一天算一天的心裏。就像那些診斷出癌症晚期的病人一樣，明明知道必死的，隻要條件允許，家人化再多的錢也要多挽留一天是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