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戰爭成本的考慮一直也是趙昺的心中頭等大事，而且伴隨他多年。可以說每一仗除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考慮外，就是要考慮成本，一仗下來是不是賠本，所得的收益有多大，自己能否承受。
起初趙昺這種焦慮還是比較小的，當初隻是為了活命，一切都是以生存下去為最高利益，戰爭成本那就不需做過多的考慮，隻是為了能夠明天還活著。後來在瓊州站穩了腳跟，就需要考慮成本了，因為要考慮政治需要，但那時壓力也比較小，畢竟他們戰略上處於守勢，又依托本土作戰。
但是進入江南後就不行了，首先軍隊進行大幅度擴編，軍費開支不是成倍的增長，而是成幾何性增加。再者每一次大戰動輒用兵十數萬，消耗巨大。他發動戰爭就要考慮到國家的承受能力，且要對戰爭的烈度、持續時間做全方麵的衡量，甚至政治上都要為其妥協。
可是遊牧民族對於戰爭的考慮就很簡單，打仗對於他們來說就是無本買賣，基本上是有賺無賠。要問趙昺怎麼知道，就是上輩子知道的，這輩子明白的。
首先，輝煌時期的遊牧民族，究竟有多大的軍事實力。漢初極盛時期的匈奴，號稱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在白登山之戰中，漢人估計，匈奴動員了三、四十萬騎兵。鮮卑早期，在檀石槐時代“稱兵十萬”“控弦十餘萬騎”，便足為中國患。
拓跋鮮卑在力微時崛起，有“控弦上馬二十餘萬”，後世逐漸發展到“控弦騎士四十餘萬”。當然，這些數據隻能說明遊牧民族的全部戰爭潛力，並非實際動用兵力，因為在戰爭中，遊牧民族首領通常身邊僅有幾萬騎兵。
拓跋鮮卑與後燕參合陂之戰時，主力不過兩萬騎兵；蒙古在成吉思汗時代，總兵力也隻有十餘萬騎。這樣的軍事力量，成本是多少呢？可以說便宜到極點。遊牧民族獨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決定了酋長幾乎不用去操什麼心，更不用自己掏腰包。
趙昺曾獲得過一份蒙古早期來自西方人的筆記，裏邊曾經記敘過蒙古人初起時的生活方式。蒙古人的生存幾乎不依靠糧食，他們靠捕獵野獸或是宰殺自己牧養的牲畜為食。他們對食物相當節儉也不挑剔。
這些西方人來到大草原時，有些隨員竟被蒙古人餓慘了，據說蒙古人‘節約’到這樣的地步：招待一百位客人，也隻是宰一頭小豬。他們吃下自己的那份配給後，才被告知那可是十三頓飯的分量！蒙古人自己，早晨喝一小杯稗子粥便可以熬過一天，餓他兩天還能歡快地唱歌兒。
而在在戰爭中，他們吃得更是簡單。如果餓了，可以在自己的馬兒身上打主意，經過拚命奔跑的馬兒，馬蹄部都會極度充血，蒙古人在馬蹄部位放血，吸吮一點血液充饑。如果馬群裏有母馬，他還可以用馬奶改善一下生活。
所以在戰爭中，蒙古人每個人都攜帶多匹戰馬，既可以不斷輪乘以保存馬的體力，也可以獲得更多的食物儲備。以這種方式，他們可以不停息地作戰十天左右。當然這其中有西方人的偏見和片麵的感觀，可以趙昺所知打個對折還是可以接受的，成本同樣很低。
再看騎兵和步兵各自的戰鬥效能。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角逐的戰場，通常是在蒙古草原或是華北平原，這是對遊牧騎兵極其有利的戰鬥地域。
唐人的《反經》概略地認為，“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六韜》則算得更清楚，認為平原曠野之戰，一個騎兵可以頂得上八個步兵，即便在險要地形上，一個騎兵也仍然可以頂得上四個步兵。
當然趙昺也知道這隻是個經驗化的數據，表現的是一場理想戰鬥的情況。在更多的實際戰例中，騎兵決不會傻傻地等著慢騰騰的步兵全部集中好才向他們發動進攻，他們常會抓住先機，各個擊破分散的步兵部隊。所以說一支幾乎不用為後勤保障操心的遊牧騎兵，擁有步兵無法比擬的高機動性。
戰略上，隻要高興，他們可以出現在任何地方；即便從純戰術角度上講，他們通常也可以對步兵保持兩到三倍以上的、可持續的戰場機動優勢。騎兵對步兵擁有兩、三倍以上的攻擊頻率和選擇戰場和攻擊方向的優先權。
麵對鬆散的步兵陣列，騎兵很可能用一兩次衝鋒便輕鬆取得勝利；即便步兵陣列防守非常嚴密，有經驗的酋長可以放棄正麵衝擊，改以充分地運用自己機動優勢，或各個擊破、或機動誘敵、或銜尾急追，迂回戰術，切斷對手的後勤補給，耐心地等待敵人被饑餓與惶恐而被拖垮，成功擊敗了數量上遠遠超出自身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