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就記載了當時流行的“困醫”行為，當時的士大夫延請醫人之後，往往故意不告知病情，而是請醫者診脈，一旦能將病情講清楚，才能算正式投醫。他對此深惡痛絕，望聞問切乃診療四大要素，隻靠一個“切”怎能考驗醫人水準？所以他經常反其道而行之，延請醫人之後就將病情和盤托出，並在診療過程中觀察醫者的能力。以趙昺來看，他看似開明的行為，其實也不能免俗，隻是考察方式不同罷了。
同時患者還追求立竿見影，藥到病除的效果。稍不如意就會更換，斥之為庸醫。因此中國古代的醫者必須直接麵對患者負責，而且他們的經濟來源就是患者的錢包，要想保住飯碗就得‘忍辱負重’，不得不遷就患者的習慣。而趙昺辦的醫藥院，背景是朝廷，裏邊的醫生自不會慣著他們，於是患者寥寥。
其次，中國古代醫者自身也存在弊端，就是他們保密風氣嚴重，善於單打獨鬥，這也是與以分科協作為基石的醫院格格不入的地方。俗語雲“教會徒弟餓死師傅”，醫人幾乎全部仰賴市場生存，麵對患者的擇醫試醫，沒有絕招是無法立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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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曾經出現過醫者之間互相傾軋的現象，扁鵲就是死於秦國太醫李醢之手，還有醫者通過在另一醫者藥方裏擅增毒藥的方式嫁禍於人。因此中國傳統醫界保密風氣十分濃厚，極為秘惜，不許子弟泄露一法，至於父子之間亦不傳示。
在這保密至上的時代，必然沒有學科發展所必需的正常的交流平台和話語體係。如此還能指望有正常的分科協作嗎？被動的醫患關係和保密習氣帶來的就是分科協作的困難。甚至傳統的精英思想下，連基本的社會分工都遭到非議，這種追求個體療效，追求精益求精的現象幾乎貫穿當時醫療界的各個方麵。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從史籍中看到的中國古代的醫者都是雲遊神仙一般的遊醫或者坐堂醫為主，他們可以有技術上的分科，但是卻缺乏組織上的協作，也就直接影響了醫學的發展。最讓趙昺難以忍受的就是低效率，當下的醫療係統可以說是脫胎於戰地醫生，講究的就是效率，每慢一點就要死人的。
還有讓趙昺深為厭惡的就是在醫學界當下其實是名醫與騙子共存的時代。在古中國的醫術與巫術一直讓人傻傻分不清楚，也就為騙子們提供了機會。而這種能夠奏效，主要依賴兩個要件：一者受眾獲取的信息嚴重不完整；二者建構一種錯誤邏輯。
具體來說就是：神棍們不會告訴他們的信眾，究竟有多少人喝了他們的符水，活下來與死去的比例是多少；又有多少人沒有喝他們的符水，活下來與死去的比例又是多少；也不會告訴他們的信眾，有些病可以自愈，有些病則不能。信眾們獲取到的信息，實際上是一個“幸存者偏差”陷阱，他們看到了許多病愈者，而這也是他們願意看到的，卻忽略了數量同樣龐大的病故者。
巫術與病愈，有時隻是一種時間上單純的先後關係，就可以被神漢巫婆們渲染為因果關係，再打上一個補丁：病好了是神力、病沒好是神舍棄了你，這就形成了一個荒唐的、卻又“嚴絲合縫”的邏輯閉環。趙昺覺得現代社會同樣流行這樣的騙術，看似粗糙，但身在局中之人，若無獲取信息的渠道、甄別和解讀信息的能力與工具，要看穿騙局並不容易。
這些神棍們在欺騙民眾，騙取錢財的同時，趙昺清楚他們同樣是威脅國家政權的不穩定因素，他們往往以這種騙術吸引信眾，然後謀取權力，顛覆國家。而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漢代的張角、張魯皆是此道中的高人，病人來了，先讓他叩頭反思做過什麼壞事，再給他喝一碗符水。過些時日，如果病好了，就宣傳說是信道的功效；病沒好，就責備此人的心還不夠虔誠……
現在趙昺覺得自己就是‘愚公’，試圖在這個被傳統觀念禁錮的世界挖開一條路，從而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理念和文明。以免當連接東、西方的大門被打開時，中國不會因為落後的文化傳統被西方衝擊的支離破碎。但是改變太難了，隻能一點點的去撬動，去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