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對生活的適應本來是平常的變遷，其實世界上這類國土易主，百姓依舊生活的狀況很多，傳統的文化似乎依舊傳承的狀態下不知不覺的也在漸變。而同時政治製度和統治者不斷變更，曆史也在慢慢的演化，昔日的戰場成為桑田，往日的對手一笑泯恩仇。
然而宋朝的文人和士大夫對這樣的事實有願意認知的願望麼？不！他們始終還是抱持著傳統的地域、國家和民族畛域界限，嚴於區分種族等級，在血緣種族愛國主義的立場上堅持到底。這樣的觀念，一直留存，以血緣中心觀點區分世界的親疏，堅持一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
趙昺並不以為這樣不好，當初他也是利用這種基於血緣和種族的愛國之情，將一盤散沙般的行朝及遺老遺少們團結一起，以致對抗蒙元為代表的異族入侵，恢複舊國，奪回故土。然而現在這種觀念卻讓他有些無所適從，不知將如何對待留在北方的同胞。
但在儒法為主體的政治理念的古代社會，隻許成功不許成仁，隻許成仁不許言敗，否則就是背叛的觀念下，李陵歸降，被誅滅九族，司馬遷為他訴說衷情，也要被判殺頭，有人為之說項，方得閹除生殖器才能苟活存身，那麼無力的百姓就隻好做牆頭草了。
繼續煽乎與‘北人’的百年恩仇，後人暈菜的是永遠也說不清楚的漢蒙逐鹿中原，最終歸於團圓一家究竟是兄弟鬩於牆還是國爭天下的一本糊塗爛賬，百年前之國斷非百年後之國，前人愛的國家和我所愛的國家究竟有什麼血緣上的關係？
漢族苦心孤詣地要維持天下大一統的國家主義，又要堅持漢人中心文化優越論，此中文化矛盾殊難合乎邏輯。“愛國”二字內涵太過混亂，在曆史的長河裏，很難使人可以給它一個合理的文化整合，讚譽秦皇的，視屈原為反動；歌頌成吉思汗的，笑文天祥為迂腐；屈原“偉大”的“離騷”便成了此一時彼一時的自我哀怨罷了。
隻是絕大多數的文人清客，都繞過了具體的常識難題，去抽象地把愛國難題無限拔高，讓老百姓無所適從。時間的長河把一家一國的短暫悲哀衝刷銷蝕殆盡，把過去的悲壯變成了一處處喜劇。這種文化上力不從心的感覺，決定性地給整個民族一種無從真誠愛國的複雜心理感受。
趙昺也意識到再以曆史行進中不斷變化生成的局部觀念作為千古不變的國家意識，則完全不合邏輯自相矛盾陷入纏夾難解的困局，尤其以如此一種傳統僵化的國家、地域和血緣倫理意識作為不變的愛國主義的理念基礎，則完全無法應對今日變革的挑戰，使一代代後人無所適從。
要想改變現狀，建立一套新的價值觀和新文化體係，改變幾千年來的傳統觀念，趙昺覺得以自己這點兒能水是夠嗆，而當前他依然需要民族主義來進行複國大業，時機還不成熟。但他依然希望自己能做些什麼，盡管這很難，而今他就麵臨著項傳統觀念的挑戰，可仍然沒有放棄……
趙昺在入主臨安後，下旨在城中設立醫藥院，一來是為民接觸病痛，二來也是彰顯朝廷對百姓的體恤。本來這是項利國利民的好事，但是進行的很是艱難，而最困難的是少有人去看病。別說出現爆滿，多半的病房都是空的，去治病的除了軍卒和家屬，就是抱著死馬權當活馬醫的人了。
而為什麼辦好事，卻難以成好事呢？趙昺也想過，其實主要還是傳統觀念在作祟。我們知道在古代醫療事業，並非是由政府來主導的，而是由民間醫生來承擔，且他們以單打獨鬥為主，醫者本人卻對此並不熱衷，導致醫院在社會上難以持久發展。
在現代社會，誰都清楚醫院必須建立在醫者主動、患者從動的醫患關係基礎上，這樣才能實現對患者的持續治療。所以醫患關係中，醫者居於主動地位，患者從動，即便因為療效而產生的激烈的醫患矛盾，醫生一般也不會在醫患糾紛中吃虧，因為仲裁者往往也是醫生，也往往在醫療糾紛案件審理中獲勝。
但是中國古代的醫患關係卻恰恰相反，醫者是從動、被選的。醫療的主體是病人，病人自主地擇醫而求治，醫生是被動地提供醫療服務，病人這方全家都會參與醫療過程，並握有最終決定權，而且患者還會故意設置難題考驗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