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安皇宮後殿的氣氛有些沉悶，在座的除了趙昺，還有陸秀夫、文天祥和王應麟，及兵部尚書陳任翁、樞密院副使韓振列席。這次會議應該算是特別會議，專門商討‘閬中事件’的應對之策。
此時兩份文卷在幾個人手中傳閱，一份是川蜀製置使劉師勇及第十軍都統張達兩人關於閬中事件始末的聯名上書和一份來自蒙元方麵的所謂‘捷報’。而在趙昺手中還有一封來自事務局川蜀站的報告，這份報告是在‘閬中事件’發生的次日第一時間就通過自有渠道傳回了臨安，比之蒙元朝廷獲悉還要快上兩日。
來自現代的趙昺同樣清楚通訊的重要性，他在收複江南後就利用蒙元方麵設置的完備驛站係統重建了自己的消息傳遞網絡。同理，每收複一地最先恢複的就是驛站係統，以便朝廷能夠在獲知後盡快做出反應。以致軍中皆言，最快的船和最好的馬都不在軍中，而是歸驛傳係統所有，可驛站就是皇帝家的產業。
所以趙昺已經通過事務局方麵最先了解到閬中事件的內容，但是探子們終歸不是軍事出身，對於戰鬥經過描述的有些含糊不清，但也足夠他對事件的性質做出判斷。而劉師勇兩人的上書則詳細描述了戰鬥的始末，更為專業，也便於判斷失利的原因。
結合三份報告，可以看出事件的發生是件有預謀的，而主要原因則是來自於蒙元方麵的內鬥和汪氏對利益的爭奪。因而起因絕非是汪惟孝所稱的是突發事件，也不是劉師勇所說的雙方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發生的遭遇戰，應該算是件政治事件。
趙昺據此分析，還原了事件的本來麵目。事件的起因應該是在雙方和議簽署後，汪氏不願意放棄既得利益，而與試圖獲得儲位的甘麻剌一方相勾結。闊闊真方麵因為鐵穆耳長期滯留大宋，將此歸結於汪氏，從而栽贓陷害汪平昌，以此打壓汪氏，試圖逼迫其遵旨退出西川。
至於這場戰鬥宋軍遭受了不小的損失，但也絕沒有蒙元方麵捷報那麼誇張，反而是他們的損失要大的多。不過曆來戰爭都是這樣的，虛報戰功也是難以消除的頑疾。不過其中也有個規律，越是宣揚的大勝，其實往往背後就是慘敗；而彼方宣傳損失慘重，其實卻不一定有那麼大。
不過趙昺也從這場戰鬥中看出戰鬥形勢的改變，而其中也有教訓。據張達報稱，此次與汪氏發生衝突的是第十軍三師二團，他們受命乘船溯江而上前往閬中地區接收。因為汪氏一直不肯遵守和議退兵，雙方時有衝突，因此各部都十分警惕，他們一邊遣人與汪氏方麵聯絡，一邊在渡口構築了營壘。
汪氏方麵當然是拒絕退兵，理由自然是千千萬萬，於是宋軍派出先遣營向閬中城偵察前進，途中遇到敵兵正驅趕城外百姓向漢中方麵前移。要知戰爭的起因雖然各有不同，但古代戰爭的目的皆是人口、土地和資源，而宋蒙間的協議是不準遷民，不得破壞耕地及生活、生產設施和房屋。
先遣營見狀上前阻止敵軍驅民，而蒙元方麵不但不停止，反而開始屠殺不肯走的百姓。宋軍與敵爆發了衝突，己方兵力占優，但仍然保持了克製，雙方隻是發生了打鬥，敵軍不敵撤退。但很快又有大批敵軍趕到，仍然試圖將百姓擄走。
這時形勢反轉，敵軍兵力占優。為首者稱城外百姓皆是汪氏家族的驅口，乃是私產，不在協議禁止之列。宋軍上前與其理論，他們不僅不聽，反而繼續屠殺百姓。宋軍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開槍製止，擊斃擊傷敵軍十數人，敵軍眼見不敵，裹挾著剩餘的百姓退走。
宋軍為搶回百姓，隨後展開追擊，當他們追擊數裏後，突然發現周圍高地上伏有至少兩個千人隊的敵軍，旗號乃是汪氏統領的軍隊。他們居高臨下俯瞰整個戰場，占據了戰術優勢。宋軍領兵的指揮使作戰經驗還算豐富，知道一旦後撤就會遭敵的追殺，但他們所處的地方平坦無遮，隻能麵向敵軍排開橫隊列陣，與敵對峙。
但是敵軍並沒有即刻發起進攻，而是以逸待勞，不斷的擊鼓鳴號進行騷擾，而宋軍隻能在夏日午後原地備戰一連幾個小時，不免露出疲態。而這時敵軍發起了衝擊，而宋軍手中的槍炮當然也不是燒火棍，當他們推進到射程之內時，槍炮依次開火。
汪氏將領還保持著身先士卒的傳統，結果各級將領竟然在第一輪射擊中紛紛殞命，上百名士兵也非死即傷。可是汪氏軍隊士氣高昂令他們很快穩住了態勢，並沒有潰退，他們硬是頂著宋軍的槍彈向前推進，並不斷發射弓箭攢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