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連山當眾高聲宣讀奏疏，其音調悠揚頓挫，很是帶感，且內容也頗具感染力。但在趙昺看來確是空洞無物，目光短淺，而讓他唯一佩服就是這小子還有些膽量。現在的他已經非是當初剛剛登上帝位，那個畏畏縮縮的小胖子。
久居高位，趙昺已經不由自主的養成了上位者的威嚴，且他多年領兵征戰，手刃敵將，身上也凝聚了鐵血氣息。因而已然形成了不怒自威的氣質，別說普通百姓，就是一般的官員見了他，也會戰戰兢兢。可這小子卻毫無懼色，小嘴巴巴的一點兒也不打磕巴。
所以趙昺覺得眼前這小子不是傻，就是賊大膽。不過傻的可能性極小，能進太學甲齋的皆是各府學舉薦的優秀士子，若是混進來個傻子，笑話就大了。不過在他看來其還是個傻大膽，根本沒有一個準官員應當具備的政治頭腦，缺乏洞悉局勢的眼力和沉穩的性格。
再聽凝聚了眾太學生們無數心血的奏疏，趙昺也隻是搖頭苦笑，盡管文章辭藻華麗，引經據典，堪稱範文，但內容依然沒有跳出‘清談’的範疇。在他看來清談涵蓋的意思比較廣，在漫漫的曆史長長河中，也因時因地而常有變化。
但是有兩個特征是不變的，一是清談對應於俗談，它談的一定是高尚話題；二是清談的人，必須是文化人。如我們平時愛討論的哪裏開了個新館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個馬子啦，這種庸俗的東西是要排除在清談之外的。再如工農兵關心的都是四時農桑啦，國土防禦啦，這些也都是俗務，不能參與清談的。
清談在早期應該算是學者們進行學說交流的工具，因為中國古代學術沒有自然科學，也不講實驗，那麼學術的增進主要是靠談來交流，大學者們的很多學術思想就是在談的過程中被記錄下來的，談論的內容主要還是學術問題。
這種情況到兩晉時期發生了變化。因為那時候門閥壟斷了進身之階，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績，第二那時候不用考科舉。隻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當大官的本錢。如此也自然沒有必要關心實際的東西，再加上門閥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所以更不願意談論世俗的話題。
有關國計民生，自然物理，軍事政治等等一概視為降低身份的東西。反正是誰要是能侃，又能把人侃暈，誰就被視為水平高。知識分子愛琢磨，一旦脫離實際，琢磨什麼呢？拿什麼一比高低呢？不可避免地要往玄虛的方向發展。
為什麼選玄學呢？因為一部分人談政治怕掉腦袋，而神仙鬼怪不犯忌諱；另一撥人則覺得參透玄虛可能成仙。結果大家都談玄學，當權者也參與其中，神仙沒修成，卻為佛教東漸打開了大門。因而當時在朝也談，在野也談，誰也不管正經事。甚至有州縣官一到任就關起門來喝酒清談，在任數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賦稅幾何的。
知識分子和官員皆好玄學，放在現代這些人就是不務正業，可在當時卻被視為“清高脫俗”，把玄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清談是一種高雅的行為方式。於是人人以此為榮，大家是爭相仿效的，此也就是後人所說“清談誤國”的由來。
清談還有一位形影不離的兄弟——清議。南北朝時期外族對中原的掃蕩和軍閥混戰，摧毀了門閥士族的社會基礎，隋唐始創科舉，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對人事的壟斷。寒門出身的知識份子可以參政，官員定期要考核，清談也隻好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是清議。
與清談不同，清議在於論政，針對當時的政治和人物。古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總是與政治息息相關，所以談著談著，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時事，品評人物。尤其是在漢末，閹宦當道，官場成了買賣場，在野文士無由仕進，又痛恨政局腐敗，所以就“匹夫激揚，處士橫議”。
由是可知，清議一開始是在野人士的專利。因為既關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隻有“議”。清議當然也不是誰都能議，這些“議員“都是所謂的清流，也就是純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賈再有錢也是沒有資格議的，後來甚至不靠科舉而登入仕途，或在戰場上一刀一槍爬上來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文人風尚，曆來影響仕宦階層”，它的背後是整個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階層。如果晉代時還有不同的學派和學說，那麼自唐宋以後士人們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已經高度統一。他們的清議，往往眾口同聲，其利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