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變革的失敗潛在的原因就是變革者與守舊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實每一次變革背後都有著一套高遠的理想。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四句便是所有宋儒終生要到達之事；範仲淹首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正式儒家正統的擔當精神；王安石的祖宗之法不可守，代表的是儒家進取精神。
逮至南宋，孝宗晚年欲依靠以朱熹為精神領袖的理學集團發動一場政治革新運動。南渡後，作為新儒學的理學興盛起來。朱子之學常與程頤並稱為“程朱理學”，其學精神隻是四字“內聖外王”。朱子辟佛老之根本原因在於其出世遺世而被儒家之擔當精神。朱子為學雖受禪宗影響，但其根本精神未變，此擔當精神更圓滿地與內聖結合起來。
由於理學重塑了傳統的等級秩序，又構建了傳統的倫理規範，符合統治者的需要，也適應傳統文化傳承的要求，開始進入政界，理學因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並由此成為官方統治思想。且使得政治體係在理學的框架下得以格式化。
不過以趙昺所知理學雖然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可，但並非沒有與其相左者，與理學派相對抗的是功利學派。此派的特點在於：斥理學心性之空談，究富強之實務，他們大力倡導功利學說，以與仁義相抗衡，相表裏。
以趙昺前世所知，永嘉之學，溯源於北宋慶曆之際的王開祖、丁昌期、林石等，以後周行己、許景衡等又把“洛學”、“關學”傳到溫州。南宋之時，永嘉地區的學者輩出，鄭伯熊、鄭伯海、鄭伯英、陳傅良、徐誼等是前期永嘉學派的出名學者，到葉適則集永嘉學派之大成，成為呂祖謙去世後與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鼎足相抗的浙東學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學派的最大特點，就是與當時朱熹的“理學”、陸九淵“心學”大講身心性命之學立異，他們強調功利，注重事功。主張利與義的一致性，“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反對某些道學家的空談義理；認為“道不離器”，反對“專以心性為宗主”；繼承了傳統儒學中“外王”和“經世”，提倡“學與道合，人與德合”。
且論述了“夷夏之辨”與“正惡之辨”的區別；.強調以民為本，堅持改革政弊，重視曆史和製度的研究，考求曆代國家的成敗興亡、典章製度的興廢；反對傳統“重農抑商”的政策，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認為應該大力發展工業與商品經濟，並指出雇傭關係和私有製的合理性。
他們的學說反對當時性理空談，對於理學家們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進行了大膽的批判。認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學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無極”、“太極”等學說的謬論。因此與主流的理學針鋒相對，而‘理學’又是當時科舉的重要學說，因此士人們多受理學的影響。
不要問趙昺怎麼知道的這麼詳細，現在隻要去江浙地區，尤其是那個聞名世界的批發市場走一走，稍微留點心就能所獲甚多。而當下他提出的‘視蒙元為蠻夷，對其發動戰爭，是正義之戰’，‘實施以民為本，提倡實德、實政’，‘主張通商惠工，扶植商賈，發行紙幣’以及‘堅持改革弊政’等政治主張與永嘉學派的思想多有相近。
另外趙昺向來對經史不大感冒，而對理學又持懷疑的態度。這也不免讓持理學為正統的士人們多想，認為他受到了，江浙士人們的‘蠱惑’，從而排斥理學學說，使他們得到了重用，從而斷絕了其他士子的進階之路，通過政策調整對實施打壓。
而倒黴催的是王應麟父親王撝，是永嘉之學大儒呂祖謙學生樓昉的學生，其曾任溫州知州，而王應麟從小受其培養教育，當然被視為永嘉之學的傳承者和踐行者，也被這群喪心病狂者列入了黑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