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後，宋廷對人才的需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文臣讓位於武將，而馳騁抗金戰場的將相皆為北方人。渡江後將帥，韓世忠綏德軍人，曲端鎮戎軍人；吳玠、吳璘、郭浩德順軍人；張俊、劉錡秦州人；楊維忠、李顯忠環州人；王淵階州人，皆西北人。劉光世保大軍人，楊存中代州人，趙密太原人，嶽飛相州人，王彥懷州人，皆北人也。
不過，隨著時間的延續，北方人在南方久駐，下一代的出生，南北歧視的現象也大為緩解。而後期，南北已然難以區分。但是這不等於歧視已經消失，新的矛盾和對立又重新顯現。而到了江南淪陷，行朝遷往瓊州，其中官員以江浙人最多。
那麼當回遷臨安時，趙昺的朝廷中江浙人占據了大半，如文天祥、應節嚴、馬廷鸞、王英麟、江璆、劉黻及陳任翁兄弟等等皆是江西和浙江人，也就讓人難免會產生江浙人把持朝政，在官場上排擠其他地區的士人的感覺，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誰讓當初你們不肯勤王伴駕呢！
不過作為現代人的趙昺清楚地域歧視不僅中國有，外國也有，在近現代同樣存在。統一時代地域矛盾就很大，分裂割據時代的地域矛盾更是很大。大的地域矛盾裏還夾雜小的地域矛盾。而構成地域矛盾或者地域歧視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有經濟、政治、文化、民族和曆史等多種原因。
從經濟來講，中國在唐朝以前，北方經濟占絕對的優勢地位，兩宋時代北方經濟被南方最終超過，中國經濟的重心難移完成了。從此之後，南方經濟成了國之命脈，南方經濟的好壞與否直接關係到了整個國家經濟的走向。南方經濟每年都有大量的盈餘，而北方或者偏遠內陸省份的經濟情況是比較差的，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下，中央必然會進行合理的調配，而這會損害一些南方的利益，同時也滋長了一些受援省份的惰性。
從政治來講，中國曆史上的大一統時代，定都所在都是北方，定都於南方的大一統者極少，近乎於零。在北方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北方經濟和政治都是絕對的強勢，南方尚未開化，自然也沒什麼大問題。自從南方經濟超越北方成為全國主導後，南方對政治上仍然從屬於北方內心是心有不甘的，雖然中央之高官顯貴也不少是南方人，但是全國整體架構上，北方仍然是優勢地位。而反過來，雖然北方政治架構占據優勢，但北方人卻難以掌握實權，這樣南北方的矛盾又加劇了。
從文化來講，曆史上中國的文化主導是北方，但北方是戰亂多發之地，文化的構造經曆了多重的變革，而南方最開始並不是主導，主體文化是南下的北人和當地土著相結合而來的。宋朝南渡後，由於北方人口南遷，散布於江南各地，這樣地區文化差異就顯得越來越大。所以趙昺認為有時候在許多大事小情上的差異其實就是文化差異所致，而此次事件也與此脫不了幹係……
宋代文風極盛，源於宋諸帝篤好文學，提倡學術，太祖“性好藝文”，太宗“銳意文史”。“右文”遂成為有宋一代的國策，恢儒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使儒學得以優先發展。而右文之策也讓士人得以大批進入朝堂，從而誕生了士大夫階層，形成以儒治國的局麵。
趙昺十分清楚一旦形成階級固化，便會形成一潭死水的局麵，導致社會進步停滯，腐敗叢生。而隻有因勢利導，進行變革，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清除弊政。宋因承唐末藩鎮割據之弊，久久不能複漢唐之光昌，因此變法需要一直存在於宋，一些目光遠大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變革的必要性，倡導進行改製。
宋代前有慶曆新政，後有熙寧變法，乾淳革新，但多以失敗告終。趙昺以為究其原因，從表麵上看是因為它們遭到了職業官僚集團的狙擊，未及全麵發動便歸於失敗。
所謂的中國傳統職業官僚的形成，因為他們的升遷主要係於對下麵兩大條件的運用：常規化的行政作業程序和個人化的人事關係。不用說，這兩項條件的圓熟運用都必須經過長期的培養，所以現狀不變則構成其絕對的前提，以致任何體製或人事的基本更改都不利於追求個人名位。
具體到宋代，既得利益集團是和祖宗之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故他們對祖宗之法的推崇亦是前所未有的。由於既得利益集團頑固地抵製改革，祖宗之法所具有的弊端不僅無法改進，反而不斷積累、放大，最終導致某個時代積弊局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