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實際上國家的最高權力是掌握在‘群相’的手中，而政事堂才是最高權力機構。趙昺久煩於政事，因此早就一改日日早朝，為五日小朝、朔望大朝。那麼正好借此形成旬日開政事堂議論國家大事，朔望召開大朝會，如此是官員可以有更多的時間處理公務，而不是天天拜見皇帝。而他自然也能偷閑，參加大朝會更多的是表明自己還活著，仍然是國家的最高元首。
能夠參加政事堂會議的，趙昺設想分為三種：一種是日常會議，另一種是常務會議，再一種是擴大會議。
日常會議由中書門下省左右兩相、尚書省左右兩相、知樞密院使及禦史台禦史大夫參加，對國家日常政務進行討論，做出決策後形成文書報皇帝審核批準後執行，輪流由中書門下省和尚書省主持討論；常務會議則由皇帝參加並主持，對近期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討論和做出決策。
至於擴大會議，就是對常務會議上有較大爭議難以做出決策，或是在突發重大事件，需要相關部門提供參考意見或參與決策時，將增加參會人數，聽取他們的意見，並參與表決。而為了避免出現混亂，趙昺吸取前人的經驗，認為必須限定參與人的資格。
當然無論哪種會議，在出現爭論時，他保留了‘拍板’的權力。而趙昺也讓樞密院保持了獨立性，防止相權侵奪軍權，又讓武人有了參與政事的機會，從而防止文官不顧實際情況，妄自發動戰爭或裁撤軍隊，減少開支，給國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而皇帝將軍權完全掌握在手中，也能夠平衡朝局，保證權力鬥爭中多一張底牌。
對於司法機構，趙昺基本沿襲了過去的慣例。商周時期，中央司法官之名為大理，即“整理律法之官”，此“大理”非雲南大理自治州的那個“大理”。至秦漢時期，大理改名為“九卿”中的廷尉。廷尉的職能是掌管天下刑獄之事，廷尉的辦公之處又叫廷尉署。
但是從漢代的幾個皇帝，如漢景帝和漢獻帝就想著搞複古運動，將廷尉重新改為大理，不過每次改完又改回來了。直到北齊時期，皇帝最終將廷尉改名大理，並冠以“寺”之級別，使得大理寺正式成為中央司法機關，位列“九卿”之一。
論職權，到當時為止，審判、核查的司法職權都是掌握在大理寺之手，機構設置比較簡單，能夠改變其決定的也就是皇帝了。隋唐時期開始實行三省六部製，中書、門下成為中央機關，而六部之一的刑部主管典獄刑罰之事。
按理來說，刑罰之事應該由刑部包辦了，但是在這時，刑部還隻是一個做司法行政工作的機關，較少裁決具體案件。大理寺非但沒有被取消，反而職能與構架更加完善，與刑部和禦史台共稱唐代司法“三法司”。按照唐律，大理寺卿的品級為從三品，要比正三品的刑部尚書級別低一級，他統籌整個寺內的刑偵審案，少卿則協助寺卿工作。
正是由於大理寺負責刑偵審案司法工作的特殊性，人們又酷愛聽推理偵案故事，所以很多偵探題材古裝劇中，大理寺出鏡率非常高，形象可謂深入人心。而為現代人熟知的唐代名臣狄仁傑，他就曾經在大理寺任從六品上的寺丞，負責核查來自全國各地上報的案件，一年清理上萬案件的壯舉就是在這時完成的。
一句話歸納，大理寺卿組織大理寺成員審理案件，如果罪行到了需要流放或判死刑的程度，就要報請刑部和中書門下省複核。除了本職工作外，大理寺常與刑部和禦史台，一起審理複雜疑難案件，被稱為“三司推事”，後世所謂的“三堂會審”就是由此而來。
可以看出，大理寺在以大理寺卿為首的框架下開展工作，與刑部和禦史台實行了職能分工：大理寺主管審案，給嫌疑人判處刑罰；刑部則負責司法行政工作，對大理寺的司法程序進行監督，判斷是否按大理寺的意見做決定，但是很少參與具體案件的審理；而禦史台則負責監察和糾劾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