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可以發現，唐時大理寺的權力被分割了，但是職權更加細化與完善，在司法審判工作中有較大的自主權。當然了，死刑案件等重大司法案件是需要上奏皇帝決定的，皇帝掌握最終解釋權。唐代以大理寺為代表的三司製度已經比較完善
到了宋代，刑部的職權範圍更加擴大，不再隻做司法行政工作，而是直接複核大理寺審理的案件，又給大理寺的司法活動增加了一層限製，平衡了三法司的權力，而宋時又增加了一個司法機關——審刑院。
審刑院是宋朝初期就設立的審判複核機關，同時享有部分的審判權。審刑院也稱“宮中審刑院”。它的設立是皇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而在司法領域采取的措施。其的職權原來都屬於大理寺和刑部，剝奪了這兩個司法機構的權利，目的也是為了加強對這兩個司法機關的監督。
審刑院長官為知院事，需要奏報皇帝的各種案件，先由大理寺審理，再報到審刑院複核，由知院事和其他屬官商議，定出處理意見再由中書呈報皇帝決斷。而趙昺最初是想實施司法獨立，以刑部負責偵辦案件，並進行初審。再以大理寺對案件進行複審，而已審刑院對案件的偵察和審理進行監督。
但是趙昺想想又放棄了，因為他以為在封建體製，以人治為根本的社會下實現司法獨立很難，且這三個部門都存在著被裁撤的風險，而時時麵臨生存危機的機構，你讓它能安心辦事也是很難的。
這當然不是空穴來風，大理寺在元代的變化則更加明顯，由於當時中央行政架構與唐宋時期大有不同，中書省、樞密院、宣政院等機關掌控了國家的司法行政工作，大理寺一度被取消或並入刑部當中，即便後來複設大理寺，也沒有把它當作一個中央審判機關來對待了，大理寺麵臨消失在曆史長河中的危險。
明朝雖然重建大理寺製度，但是大理寺的職權發生了重大變化。明朝推翻元廷後，朱元璋重設“三法司”，並下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審刑司，五軍斷事官署等衙門於南京太平門之外。他直接讓大理寺卿的級別升至正三品，掌管審讞平反刑獄之政令。
也就是說與刑部的職權調了位置，讓刑部負責審判，大理寺負責複核，與宋代剛好相反。而且在洪武年間，大理寺一會兒被改成磨勘司，一會兒直接取消設置，看似隨心所欲，實際上是在將大理寺的司法職權進一步分割到刑部等其他部門之中，以便於加強皇權。
明成祖朱棣即位後鞏固了大理寺的設置。在遷都北京後，南京也留下了一套一模一樣的朝廷機構，因而成祖在北京和南京都設置了左右兩寺，分別設寺正一員，評事二員，以協助大理寺卿進行工作。從此之後，大理寺正式變成負責複核案件、平反冤獄的司法機關。
明代的“三法司會審”製度也進一步完善：唐朝的禦史台變成了都察院，刑部、都察院主要負責初審案件，大理寺主要負責複審案件。十分重大複雜的案件，則在三法司的基礎上會同六部尚書與通政使司共同會審，謂之“圓審”，也稱“九卿會審”。
清朝在明朝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司法體係，創設了秋審、朝審等製度，讓大理寺參與，不過大理寺的職權和明朝基本無二，隻是品級降為正四品。到了清末光緒年，受維新運動影響，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大理院正卿品級升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品。但清朝氣數已盡，不待司法改革開始便滅亡了，大理寺也徹底退出了曆史舞台。
因此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尤其是在人治為政治主體的封建社會，趙昺以為別說一步到位的推進到法治社會，就是後世法治依然有漫長的道路要走。基於這種判斷，他以為在這種極為惡劣的環境之下，幾個司法機構的生存都會受到威脅。
而法治是維持社會和諧及保證製度延續的重要措施，趙昺也隻能走曲線救國的方法，將三個司法機構分別劃入三個主體部門。這樣即便以後發生變故，因為各方為了平衡權力，也會極力保護手中的這個重要部門，避免在朝爭中被裁撤。
盡管這個方法很齷齪，但是趙昺也很無奈，社會的進步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總需要一個發展和演變的過程，甚至會十分漫長和艱難。但終歸要有人去做，趙昺此刻就是邁出的第一步，他不敢保證成功，隻希望給後人留下一條路，甚至也許隻是一個想法，那就足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