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這與鄭主事前些日子報送上來的公文幾乎一模一樣啊！”王德聽了有些納悶地道。
“當然一樣了，不過鄭虎臣送來的隻是內議，兵部機宜司送到的卻是蒙元明發的詔令，兩者能一樣嗎？”趙昺笑笑道。
“官家，蒙元朝廷如此大規模調整是為什麼，對我們是喜還是憂啊？”王德皺皺眉好奇地問道。
“當然是喜事了，蒙元要亂了！”趙昺笑出聲來言道。
“官家怎知蒙元要亂了？”王德更為驚詫地道。
“漢法派失勢，桑哥主政豈能不亂！”趙昺在桌幾上重重拍了一下站起身望著激蕩的湖水言道。
蒙元政局的變動，其實也是趙昺謀劃的一部分，看似事情是因漢法與蒙古守舊派的爭端，說到底其實還是錢的問題，而這也早在窩闊台為汗時就已經埋下了伏筆，此時隻不過是他順勢而為，頂多是放了點兒催化劑而已。
趙昺作為後來者，自然知道元代作為一個異族征服者建立的政權，其吸收了諸多民族的文化，從而導致政出多源，但回回法與漢法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大源流。終元一代，蒙元政府除了要竭力保持蒙古草原政權的特質以外，總是力求在回法與漢法之間達成某種平衡，以充分發掘出兩者的優勢和特長，由此形成了蒙元獨特的多元政治格局的曆史現象。
因此行回回法還是行漢法是蒙元時代所有君主必須麵對的一個嚴肅的問題，但實際上由於種種原因，元朝統治者無法堅持某個固定的政策，使用漢法還是回法，一般都是根據皇帝個人的好惡或當時實際情況來定，這就使得這個問題變得很複雜，後人認識尤為困難，而這種多元的政治格局的基本形態一直保存了下來，終元不變。
忽必烈可以說為蒙元推動漢化的始作俑者。蒙哥即汗位後其主管“漠南漢地軍國庶事”。使得忽必烈自乃馬貞稱製元年就已經接觸到了漢文化，他命海雲禪師去漠北講佛法，且問其“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雲則要求他“求天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並將自己徒弟劉秉忠介紹給了他。
自此，忽必烈開始儲儒養士之道。此後姚樞、趙璧、竇默、張德輝等名士相繼進入他的幕府中，他十分欣賞儒學，對儒士說：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忽必烈掌管漢地以後，又有商挺、許衡、郝經、宋子貞等人先後應詔而至。
隨著這些中原人材的加入，忽必烈建立了一個以儒士為主的金蓮川幕府，保護並且發展儒學事業。此後他又接受了“儒教大宗師”的稱號，表明忽必烈將自己塑造為一個由中原正統文化支持的中國之主的決心。而金蓮川幕府為忽必烈建立元朝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事實上，這些儒士不僅積極給忽必烈獻計獻策，還幫助忽必烈有效地治理了中原漢地，由是其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為進一步在中原推行漢法取得了經驗。儒士姚樞向忽必烈進言：“今天下之廣，人民之眾，財富之阜，有如漢地者乎？……異時廷臣問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則事順理安”。
姚樞的建議對忽必烈很有幫助，此後不久，蒙哥果然對忽必烈勢力的擴張有所懷疑，派遣阿蘭答兒鉤考漢地財賦。儒士們又策劃忽必烈入和林覲見蒙哥，消除了蒙哥對忽必烈的猜疑。在這一時期的中原漢地，漢法派陣營空前強大，回回法在中原地區實行受到遏製。
忽必烈即位以後，“祖述變通”，對原來以草原官製為主的大蒙古國進行改革，逐步建立了一套適合對全國進行統治的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中統、至元之初，忽必烈對以其“藩府舊臣”為主體的這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實行了卓有成效的漢化政策，建元表歲，建構新型的政治製度，在軍事上建立了一支雜糅蒙漢軍製的武裝力量，並仿照中國傳統建立禮儀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