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天色漸晚，咱們回航吧？”陳墩見小皇帝和其他三位都已醉眼朦朧，說話舌頭都短了，幾個人已然開始稱兄道弟，而幾上的菜已無，酒已冷，便上前道。
“好，我們回營，明日踏平鄂州城！”趙昺其實喝的並不多，隻是有些話不能明說，所以借酒遮臉把話頭岔開了，現在又正好借坡下驢，大喊道。
“回營、回營！明日臣隨陛下踏平鄂州城。”陸秀夫振臂隨著小皇帝高喊著，想起身卻歪倒在一邊。
“對，踏平鄂州城，臣等隨陛下回京，誰若是敢對陛下不利，老臣拚掉這條老命也要護陛下周全！”謝枋得也跟著喊道，隨後便趴在桌上不動了。
“陛下有命，臣在萬裏之外也定千裏勤王，絕不會讓他們到聖駕之前……”謝翱紅著臉，噴著酒氣道，可話未說完就撲倒半開的舷窗處吐了起來。
“好……”趙昺見狀往身後一仰躺在榻上道，說實話這麼多年頭一次喝酒，還真有些暈。不過他的腦子還是很清醒，思路依然敏捷。
客觀地說，對宋的大多數士大夫而言，爭奪權利本身並不都心懷鬼胎，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對職務權的一種確認和定位。設置參知政事一職，與宰相分權，相互製衡，本來是一件好事，但由於皇帝處於個人的目的，他不去明確宰相與參知政事的具體職責範圍，故意在兩者之間製造矛盾，所以他們為了維護參知政事的行政權力，從而迫使他們不得不都去討好皇帝。
而為了防止由宗室或外戚掌控嗣君權，宋朝家法特別規定:不用宗室為宰相，至於外戚則皆不預事。這就保證了士大夫可以直接進入到國家權力的中樞，此外他們還能通過言事權對包括嗣君在內的所有國家大事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並通過士大夫這個群體去影響或改變最高統治者的決策。正如當年章獻太後臨終前想讓莊惠太後楊氏同議軍國事，但由於士大夫的堅決反對，此事才最終告吹，其權也才終於回到了仁宗手中。
可見宋朝的皇帝與士大夫有著一種特殊的關係，一方麵士大夫依靠皇帝的恩寵，得以加官晉爵，施展宏圖；另一方麵，皇帝在士大夫的擁戴下得以血脈相承，一統江山，這就是宋朝皇帝做出“與士大夫共天下”決策的基本動因。可在此時此刻趙昺不想將這個說出來，正是不想讓文天祥等人以為自己有求於他們，因為他知道若是不能憑個人的能力擺平這件事，就永遠會被士人們抓住小辮子，難以實現皇權獨樹，結束持續百餘年的黨爭。
大宋朝的皇帝當然也不都是傻子，尤其是太祖趙匡胤這位開國之君，可以說他製定的一係列製度為大宋三百年基業打下了基礎。其既然敢放言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當然也有製約之策，那就是——忠。在前世趙昺對於忠字知其意而不知其實，應該說是一個很模糊和籠統的概念，他相信很多現代人也與自己一樣。
在這個時代，趙昺卻對忠逐漸有了深刻的理解，在他來看忠君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愚忠，另一種是賢忠。
所為愚忠就是為臣者對於皇帝的任何行為不知審辯隻是一味的順從，就像倪亮和軍中的一班將領。在理論形態上，愚忠采取了王天下的獨夫形式，如班固所言:君者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因此這種理論的最後結果必然是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但愚忠的政治前提是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力，而在荀子看來此種行為不應叫做忠，而應叫做諂。
與此相反，宋之士大夫的自以為忠君是賢忠，他們與跟皇帝的思想互動中，逐漸達成了共天下的通識，如為臣的說：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而為君的也說: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獨治也？正是這種觀念在政治、生活領域滲透，皇權與相權的製衡關係才具有了一定的弛張度，而這種變化的結果是皇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