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鍾後
“……今天除了我方論點之外，我還反推了一些正方可能作出的攻擊。”蘇迢迢開宗明義。
“第一，正方可以攻擊我方對感同身受的定義，指出這樣的標準太過苛刻，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甚至會讓一些想要對女性表達善意的男性望而卻步，加劇當下社會的性別對立。
“此外，他們還可以玩那種掀桌子的打法，說按照我們這樣嚴苛的定義，實際上人與人之間都無法感同身受，我們這個辯題在該定義下就失去可討論的空間了。”
副班聽到這兒，提出異議：“啊這……可是感同身受本來就是一種高標準啊，不能就是不能，我管他有沒有討論空間。”
“對方如果真要這麼打的話，其實就是在拉裁判和觀眾的觀感，暗示我們在幹涉辯題的可辯性。一個辯題出來後，如果有一方在定義上打得太過強勢和絕對，卻沒有充分的解釋為他們的定義背書，並且讓裁判認同，那麼就會適得其反，導致基於這個定義的整場辯論都被判負。”
蘇迢迢說到這兒，難免回憶起自己初出茅廬那會兒打的幾場辯論，在場上橫衝直撞霸道得很，之後輸掉比賽被學姐學長狠批一通，現在總結出的都是血淚教訓。
“我明白你的意思，記得之前看一篇辯論的入門文章裏麵寫了，我們在場上說的所有話事實上都是給裁判聽的，我們說服的對象不是對方辯友，而是裁判。”團支書領會得很快。
“所以我們就得想辦法把我們這個‘感同身受’的定義立住，對吧？”班長也迅速抓住了重點。
“是這樣，”蘇迢迢欣慰地歎了口氣，回答，“一般來說我們會借助傳說中的‘升價值’為一些定義和判準背書。好比今天這個辯題，我們之所以把感同身受的標準定得這麼高，是為了鼓勵女性去抒發她們最真實的聲音，是因為我們對未來真正到來的平權社會有所期待。
“但如果像正方所說的，輕易證成男性可以對女性感同身受，那麼在當下男性掌握社會主流話語權的現實下，女性真正的聲音很可能會被男性所謂的‘感同身受’的話語所淹沒，進而使得女性真實的性別經驗離我們越來越遠。
“等走到這一步，我們就可以把定義架上道德高地，拉動裁判內心的分數，讓他去認可我們的判斷標準。”
“好！說得好！”副班作為捧哏一號，開始在語音裏啪啪鼓掌。
“定義這一點我們有還算充分的理由去搶，但除此之外——”蘇迢迢開口壓下她為時過早的激動，“正方當然還有第二種打法，就是當我們論證女性遭受性別壓迫的時候，他們反過來論證父權製實際上是把雙刃劍，男性也相應地承受了父權製社會對他們的高壓和高標準。
“舉個例子，當我們說女性因為生育失業時，他們可以反問女性失業了還可以讓老公養，男性失業了卻要養一大家子，這樣的焦慮不同樣是父權製下的焦慮嗎？男性不也和女性一樣，既受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剝削，也受到父權製下承擔再生產成本的壓力嗎？”
她的話音落畢，群裏一時沒人能接上話。
直到副班打破沉默，毫無立場地開始仰臥起坐：“我去，你這麼一說，我突然覺得好有道理哦，男性好像也承受了父權製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啊。”
“不過我們現在是新生辯，對麵能打得這麼高級嗎？我感覺正方跟我們打打‘現在男女已經很平等啦，大家都是可憐打工人還要比什麼高低貴賤啊’這種就差不多了……”班長弱弱開口。
“不管怎麼樣，我們都先把我們能考慮到的點準備起來吧。對方沒準也有打了很多年辯論的人，萬一我們陰溝裏翻船，就隻能預賽一輪遊了，”蘇迢迢提醒到這兒，沒忍住多說了幾句，“而且在一些比較正式的比賽當中，為了使賽製趨於公平，一支隊伍往往要準備同一個辯題正反雙方的觀點，跟不同的隊伍打，這種左右互搏是必修課。”
“學委說得對，”副班長再次捧哏，“那你覺得在這一點上我們怎麼反駁比較好？”
蘇迢迢既然考慮到了對方這樣的攻擊，當然也準備了反擊，很快從自己的文檔裏找到這一部分，加快進度解釋：
“如果他們能打到這個層麵的話，我的想法是去論述父權製社會帶給男性的巨大紅利。他們創造了這個製度、主動進入到這個製度當中，麵臨的焦慮一定程度上是自食其果，是紅利所帶來的無法避免的風險。
“我們女性則不然，我們完全是被趕進這兩個機製當中、進而受到剝削和壓迫的。因此，即便壓迫兩性的機製相同，都是父權製和資本主義，男女在同一機製下的處境也大不相同，所體會到的性別經驗是全然割裂的。”
她的話音到這兒稍稍停頓了一下，再次給她們推薦書目：
“所以如果我們去看皮埃爾·布爾迪厄著的《男性統治》的話，我們就會知道，兩性的割裂和對立是父權製的基礎，父權製就誕生於性別對立之上：它依靠一連串二元對立的符號和象征將兩性嚴苛地區分開來，並借助神話-儀式這一係統，將女性置於父權製的被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