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好，”團支書稍稍定下心，低頭往下cue流程，“定義確定下來了，接下來就是判斷標準了吧？”
“嗯，但其實我們剛剛的討論已經觸及到這個辯題的判斷標準了，就像寧歡說的‘男性缺乏對基本事實的了解’，我的想法是把它作為感同身受判斷標準的第一層，即認知層麵——如果男性連對女性處境的基本事實都存在認知錯誤的話，就絕不可能談得上感同身受。”蘇迢迢說到這兒，順手在自己的大綱備忘上打了個勾。
“但是迢迢，我有個問題啊，我這幾天看了一些辯論資料，雖然大家都會提到‘判斷標準’這個詞，也都有解釋，但我現在對這個概念還是有一點模糊。”團支書開口提問。
這是很多辯論新手共同的疑惑，蘇迢迢第一時間解釋：
“是這樣的，判斷標準通俗點講，就是我方認為在今天這個辯題下、我們應該就某一個對象進行價值判斷和利弊考量，因此好的判斷標準包括兩部分，一是對象，二是價值。
“舉個例子來說，比如像國家是否應該對含糖飲料征收含糖稅這個辯題，我們的判斷標準可以是征收含糖稅是否對國民健康有利，這裏的國民是我們所關注的對象，健康就是我們所看中的價值。
“但除此之外，判斷標準還可以是征收該稅對全體的財政收支是否更加公平，因為肥胖人群過多會占用我們有限的醫療資源，而這種資源是國民稅收所支撐的。因此向肥胖人群征稅，或許能促使納稅人的錢被更加公平地使用。在這個標準下，我們所關注的對象就是財政收支，所看重的價值就是公平。”
“所以我們這次判斷男性能不能感同身受的標準，首先要看男性能否正確認知女性的處境，在這裏男性認知是我們所關注的對象，那我們看中的價值是什麼呢……？”團支書追問。
“這個‘能不能’類型的辯題和‘是否應該征收含糖稅’這類政策辯有所不同，價值實際上已經包含在‘感同身受’這個詞上了，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一種情感價值，除此之外當然也有一些實際的社會效益，比如促進性別平等。”蘇迢迢回答。
“我明白了。”大家畢竟是a大的學生，一點就通。
“是的，不過認知隻是判斷標準的第一層，我在設計上還考慮到了行動方麵的。隻可惜這一塊比較難舉證，因為感同身受是情感和認知層麵的，然而行動它不一定是從情感出發，更多的會從現實的利弊衡量出發。
“就像一個人就算不能對女性感同身受，為了利益，仍然可能做出一些看起來非常體貼女性的行為。”蘇迢迢道。
“比如男的為了把女生騙去結婚，在談戀愛的時候極盡舔狗之所能，婚後就開始出軌pc一個月兩百塊生活費要求三菜一湯？”寧歡冒出一句rap。
聊天音頻裏默了一秒，隨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幾聲哂笑。
“那我們就把重點放在認知上打嗎？”班長隨後主動開口，“剛好我會前也找了一些職場性別研究報告，有些男性的高票言論真的看得我窩火，認知差距可太好打了。”
“這些報告我在微博上也看到過挺多的，記得有個生育方麵的調查吧，女性員工會更多地關注孕期靈活的就業方式和人性化的就業政策，包括孕期結束重返職場的保證等等，然而男性卻期待更長的產假和更高的生育津貼，這種政策事實上會導致企業排斥錄用女性職員以降低成本，也立竿見影地體現在招聘的性別歧視上。”團支書開口道。
“救命，那些說法真的太離譜了，典型的站著說話不腰疼。現在連最基本的就業保障都做不好就想著放開幾胎幾胎，搞得企業更不敢錄用女員工了。”
“我感覺有些男的巴不得把女的都從職場趕回家生孩子去，怎麼也不想想自己到底養不養得起……”
“他們估計想著把女生趕回家庭生孩子之後自己的就業壓力就小了吧，問題是沒人養得起孩子，哪來的人回去生三胎啊，擱這兒左右互搏呢？”
“生三胎的估計還是70、80那批人吧，90全員社畜，996工作都保不住，怎麼可能跑去生孩子。”
“哦對了，現在不是說90後結婚率就10％嗎，離婚率還賊高，真的假的？”
“那感覺00後會更低吧，畢竟性別比可怕是一方麵，還有我要出的一份力。”
“……”
在座的四個人都是女生，這些切實的問題一下子就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鳴，話題逐漸跑偏。
好在後來團支書及時開口總結：“這部分調查我可以幫班長一塊兒整理，要不然她又要查資料又要寫一辯稿，工作量太大了。”
“好，沒問題，”蘇迢迢應了聲，視線落到大綱待辦的第二條，總算能繼續下麵的流程，“除了這個點，我們對女性的職場焦慮還需要更深層次的剖析。因為正方肯定會試圖去論男性和女性共同存在的焦慮，好比三十五歲中年職場危機，進而拉到感同身受上。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把共同存在的焦慮和女性獨有的焦慮做一個清晰的切割，不能讓對方一概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