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改革開放尚在初期階段，市場管理跟不上商品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無序狀態。做生意的隨意性很強，什麼假貨、次品，隻要你擺出來，就有人買，北京這個大市場如大海一般，我隻能算是一隻浮遊的小蝦，絕對不會引起他人的重視。我利用在新疆篩沙子掙的錢，托人在石景山租了一間小屋、一輛板車，生活就這麼安頓下來了。每星期去白溝進一次貨，主要是兒童玩具、小書包之類的零碎商品，開始一天賺十幾元、幾十元不等，後來一天就能賺到三四十元了。我覺得日子過得很快活，也很滿足，不時地改善一下生活——聽聽戲、看看電影。酒足飯飽之後，我就想，我二哥一直過著這麼自由的生活，卻誣陷我於囹圄之中，受盡了打擊與折磨，真是蛇蠍心腸！想著就會陷入不能自拔的痛苦之中，複仇的意念更堅決了！這種心理上的重負，常常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特別是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睡不著覺，就會一幕幕地回憶自己的過去，無盡的坎坷磨難、錐心的痛苦常常把我折磨得夜不成眠，為了減輕痛苦，我就咬緊牙關，直到牙床發木為止。
一天，在理發館理發時，我對著大鏡子仔細看，鏡中是一個滿頭白發、獄警雜記滿臉黑斑的老人，這就是自己！這是心如蛇蠍的二哥二嫂的傑作，從此我不願再照鏡子。腰包裏的錢多了，我喝酒的次數就多了起來，借酒澆愁，麻醉自己，使自己忘掉痛苦。
好景不長，當多數人看到做買賣可以掙到錢的時候，市場的管理開始正規起來，這麼一正規，我又成了被打擊的對象。
生意不好做了，錢也就難掙了。我因為喝酒把自己掙的一千多元積蓄花得不剩什麼了，生活再次陷入了困境。我迷信地想，自己的福分完了，再不報仇也就來不及了。出獄這兩三年，自己的身體有了極大的恢複，從各方麵看都是報仇的好機會，一旦錯過，那可真要遺恨終生。有時，我甚至懼怕萬一自己病倒了，身邊無人，連口水都喝不上，到那時，自己的生命就熬到了油盡燈滅，像一隻可憐蟲一樣死去，真要那樣，還不如趁自己能動時主動去死，少受很多痛苦。假若動不了了，眼睜睜看著大仇永遠報不了，那才叫痛苦呢！死，我不怕，報不了仇，我怕！
自己潛意識裏那種欠債還錢、有仇必報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有它的原因和基礎。過去在監獄那個特殊的環境中，誰仗義誰就是漢子，誰就會贏得別人的崇拜和尊敬，誰忍耐怕事，就是孫子，注定要被人恥笑。我在這種文化氛圍裏形成的畸形思維，決定著我必須在自己的生命終結之前，把和他們的恩怨結算清楚。
至於說報仇，我想過很多辦法，這辦法唯獨沒有保護自己的條款。我追求與眾不同，總想著一鳴驚人，我的思維獨特，認識偏激，這是在監獄裏隊長給我的定論。我不這麼認為，我把複仇和給別人帶來不幸視做英雄行為，至於說後果，我非常明白，幹多大的案子，負多大的責任，受多大的懲罰。
幾十年的改造生活，在監獄中法律知識不知學過多少遍，可以說我早就不是法盲了，為了報仇，我已經不懼怕法律的製裁。我準備使用炸藥作案，我二哥住在景山後街，距離中南海實在太近了，一聲巨響，會造成多大的影響？真可謂一鳴驚人！
說幹就幹！在一個風沙天，我取出自己的全部積蓄，乘公共汽車去了趟白溝。那天，空中彌漫著黃色的沙霧，太陽像病人的臉黯淡無光，在我的眼裏世界一片混濁。我心想，今天可能就是自己的死期。
死又何懼？我不時給自己鼓勁。
白溝的人以造假聞名，在一個賣炸藥的小攤上，攤販問我：“你買藥幹什獄警雜記麼？”我脫口而出：“報仇！”那小販竟拒絕把炸藥賣給我。我吸取教訓，在另外一個攤販前，我說是炸魚用的，小販就放心地賣給了我10公斤炸藥。
喝酒我舍不得花大錢，但買炸藥我連還價都沒有，可見我複仇的決心是多麼堅決！
炸藥買回來後，我怕爆炸的殺傷力不夠，就搞了些生鐵，砸碎了摻進去，用一大把引信，一個新床單，綁成一個方方正正的炸藥包。
望著這個如嬰兒一般的炸藥包，真比望著自己的孩子還舒心。這個價值一百多元的東西，將在北京城裏產生一起讓世界震驚的轟動，將把自己和自己的仇人一起埋葬，我把它抱起來，放到一個僻靜的地方藏起來。
也許它在爆炸之後，北京乃至全國的電視新聞都會播出：“反革命釋放犯、敲詐勒索犯岩金榮，用炸藥炸死了他二哥的全家，自己也一同被炸死。”
監獄規定犯人每天要看電視，當他們看到這一條重大新聞時，能不翹大拇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