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以法國為基地的許多知識分子發揮了歐洲史上史無前例的作用，他們引發新的思潮，開啟新的學科，一方麵發揮理性的思維，另一方麵容許不同的意見彼此辯論。一時之間，經過學術思辨獲得的知識成為人類思維的基本依據，仰仗神學的權威或者政權的支撐不再成為主流。在法國之外，英國的啟蒙運動除了理性的思辨以外，又加上實際經驗作為驗證的工具。因此，科學的實驗是科學發展的重要條件。在這些基礎上，啟蒙運動開啟了近代文明的兩大特質：一個是理性的科學，一個是思想的自由，後者又變成民主政治的基礎。陳獨秀引進西方文明時，特別強調了“賽先生”[7]和“德先生”[8]，也就是這兩個特質的表現。
韋伯[9]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興起的理論，提出加爾文學派的神學，這個理論具有一定的影響。根據一些中國學人的解釋，認為他指的是勤儉、樸實等德性。其實，韋伯指的是，加爾文神學的信徒可以自以為是上帝特別賦予他使命，這一個人在世間的作為正是上帝賦予他恩寵的象征。世俗的成功，例如在商業上獲得利潤，也不過是代表他可能已經是上帝選擇的神意表現，其著重點是使命感。韋伯思想是不是能完全解釋西歐資本主義的起源，還有爭論的餘地。這一套想法——將個人的命運直接聯係於神的恩寵和使命，確實和天主公教會以紀律約束教民的想法有很大的距離。以中國的思想而言，個人是有承受天命的機會和責任，這個天命不是統治國家的皇命，而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自我期許。韋伯解釋加爾文思想，是否受到了中國思想的啟示，也許還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探討。
法國大革命標榜了“自由、平等、博愛”三個條件：自由，是指從宗教革命以後，世人都擁有神創造人以後賦予的特權，除了向神屈服以外，人不必向其他任何人屈服。於是，自由不僅顛覆了教會對人的控製，也顛覆了封建領主對屬下人民的專權。平等，是指在神的麵前世人都親如弟兄，沒有高低貴賤的階級之分，也必須彼此相愛。博愛，原意是指兄弟之愛。因此，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是神人關係的直接延續，不容許有其他的幹預造成人與人之間地位和權利義務的差別。
自由城市和自由市場的形成
前文說到，大洋航道開通以後，歐洲人的眼界開闊了，他們了解到世界上還有其他文明存在，也還有許多資源可以開發、吸收和利用。這些經濟條件，也是歐洲現代文明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關於發現新大陸以及開通新航道以後的經濟初步全球化，我們會在另一章有所討論。不過，此處我們還必須提一些歐洲內部的有關事物。其中最主要的是歐洲城市的發展。自從“蠻族”入侵以後，各地紛紛出現封君，這些以戰鬥部落為基礎的政權，善於掠奪而不善於經營，他們占有林地和農耕地區，直接剝削當地居民，確立了封建製度的政權。在農業之外，歐洲也已經有了許多大城市，分布在地中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和陸路交通的彙集點。前者如威尼斯，後者如科隆[10]。這些大城市擁有長期做遠途交易的客商和運輸隊伍。它們的力量跨越領主的疆域，具有一定的國際性，它們的經驗也不是領主能夠忽略的，而它們的財富更是許多領主必須利用和依靠的。這些城市星羅棋布，分散在歐洲各地，大概有十幾二十個大小城市。它們擁有一定的財富，城市的居民掌握著工藝技術和經營的經驗。它們彼此之間有相當密切的來往，也有彼此依賴、長期合作的曆史，構成在政權以外的經濟和社會力量。這些城市甚至可以用金錢從領主那裏換取自主性，如利伯維爾[11]。在這些地方，啟蒙運動的知識分子，有高等學府和知識分子社群作為他們發展的依憑。這些特殊化的城市和中國傳統城市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國，除了宋朝以後有一些商業性特強的城市以外，大多數是地方行政的據點，也就是政權的延伸，並不具有上述歐洲城市的自由性和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