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中流砥柱力挽狂瀾(3 / 3)

1966年9月15日,周恩來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大會上著重講到:“搞好工農業生產關係很大。”“廣大的工人、公社社員、科學技術人員和機關、企業幹部,都應當堅守生產崗位。”當時,學生免費乘車“大串連”。周恩來擔心的是鐵路停斷和阻塞,整個國民經濟癱瘓。**、**等要“天下大亂”,周恩來則一再囑咐:工農業生產絕對不能斷,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采取了許多措施,保證這年農村“三秋”任務的完成和城鄉生產建設秩序的暫時穩定。

10月,**關於取消《軍隊院校的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的批件發出後,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業領導班癱瘓了。周恩來十分焦慮,一再講經濟建設要盡可能設法繼續進行,強調工交企業要業餘鬧革命。**在1966年10月的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後,周恩來立即把它作為與**、**一夥煽動“停產鬧革命”作鬥爭的武器。他親自主持討論修改了《人民日報》11月10日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說:“工農業生產稍有間斷,就會影響到人民的經濟生活。”“在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農村裏搞化革命,必須在生產以外的時間進行,利用業餘時間進行,而不能占用生產的時間,不能離開生產崗位。”當時,**、**一夥鼓吹什麼“革命抓好了,生產自然會好”。周恩來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產就會自然上去。”他說:“不搞好生產,工人、農民吃什麼?穿什麼?我們的國家怎麼辦?”

11月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談會,是一次重大的鬥爭。陳伯達。王力等企圖發布他們起草的件,否定央關於工交企業和農村開展“化大革命”的限製規定。為了防止把工交企業和農村全盤搞亂,周恩來決定把他們起草的件草案拿到在京西賓館召開的全國計劃和工交工作會議上討論。穀牧根據周恩來講話的精神,寫了一個修改稿《十五條》。這是一個防止“革”把工交生產繼續搞亂的件,明確提出工礦企業要業餘鬧革命,堅持八小時工作製,分期分批進行,學生不能到工廠串連等。11月22日晚,周恩來、李富春把這個稿向**作了彙報,得到**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主持召開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要聽取穀牧關於工交座談會情況的彙報。穀牧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準備了“彙報提綱”,係統地提出了與企圖搞亂工交企業的指導思想完全對立的一係列意見和建議。“央革”一夥人立即圍攻批判。6日,**對“彙報提綱”作了徹底否定的總結講話,說工交座談會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這次會後,由陳伯達一夥搞了一個《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下達全國,規定工人群眾可以建立“革命組織”,可以串連等。12月15日,**又主持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農村無產階級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發全國。至此,全國普遍大亂,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

1966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是順利的,仍然保持著60年代前半期調整國民經濟的好勢頭。下半年,經濟建設開始逆轉。從1967年1月到1968年,“化大革命”惡性發展,使經濟陷入全麵混亂,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各級領導機關陷於癱瘓,正確的方針政策和規章製度遭到批判,經濟工作處於無計劃、無政府狀態,工農業生產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運輸量和基本建設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來向**彙報,說明鐵路、航運關係到全國交通命脈,決不能斷。**支持這個意見。周恩來就召集李富春、**、劍英、餘秋裏、肖華、構成武、穀牧等討論,決定發布不許斷鐵路輪船交通的命令。盡管周恩來想盡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製止生產下降,甚至每天閱讀《鐵路運輸日報》,親自擬電,打電話,直接抓生產、運輸調度工作,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終因動亂的全局無法扭轉,他的良好願望未能完全實現。

1968年12月,周恩來批準召開全國計劃會議。這是扭轉經濟工作無計劃無政府狀態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會議從12月初開始後,各地群眾組織的代表在會上爭吵不休、互不相讓。12月27日淩晨,周恩來疲憊已極。他憂慮地對餘秋裏說,“今年隻有5天了,明年計劃還沒有搞出來,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裏生產,往哪裏調運,沒有個計劃怎麼行呢!”後來,隻好要餘秋裏先搞一個1969年第一季度的計劃安排方案,提出幾個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指標,經**、周恩來批準後下達,1969年第一季度將要結束時,召開了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討論1969年度計劃綱要。周恩來親自審查修改,並到會上作報告,闡述“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強調了獨立自主、艱苦奮鬥的重要性,針對**、汪青一夥搞形式主義那一套,提出了尖銳批評。他說:**語錄已發行7億多冊,**橡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億個,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作風,我們要的是勤儉之風。

這期間,他同**、**一夥的破壞進行著持續的鬥爭。1969年7月,二機部彙報說,**下令要把在一線的原能工廠全部遷到三線。周恩來製止了這個毀滅性的破壞。這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餘秋裏、粟裕以及國防工辦、國防工業軍管小組、冶金部、一楓部、三機部、七機部等部門負責人開會,解決飛機生產方麵的質量事故問題,對檢驗製度的取消提出了批評。1970年2月,他在全國計劃會議上指出:“合理的規章製度還是要,廢除了不行。那是無政府主義思潮。”3月,他在接見全國計劃會議代表時又說:“不是不要規章製度,合理的不能破。”從1969年起,工農業生產狀況有所好轉。這是周恩來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依靠廣大幹部群眾共同努力、堅持鬥爭得來的。但是,由於當時“左”的錯誤加上**、**一夥的幹擾破壞,盲目冒進的傾向相當嚴重。**一夥借口備戰,提出要“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宣揚“什麼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軍工項目,不斷擴大規模,造成工業與農業、輕工業與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調,1970年固定資產投資又過度膨脹。這年2月全國計劃會議提出的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於同年9月提交**屆二全會討論,由於**、陳伯達等的破壞,也沒有討論成,國民經濟出現了日益危險的傾向。

對於**發動和領導的這場“化大革命”,開始時周恩來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7月29日在群眾大會上所說,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不久後,他看到了這是一場災難。對於這場災難,他認為硬頂是不行的,必須“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衝垮”。他說:要做“弄潮兒”,“站在潮頭上,做旁觀人不行,做對立的把你衝垮”。他把個人的生死榮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對一位領導人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他還說過:“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這些話表明了他當時的沉重心情和辛毅態度。他忍辱負重,在潮頭上審時度勢,盡力維護黨和國家的利益。他的處境非常困難,一方麵要使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繼續進行,另一方麵要盡量減少“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要保護大批黨內外的幹部。他要同**、**一夥堅持鬥爭,而鬥爭又必須限於**能夠接受的程度之內。這是一場既艱苦又強韌的戰鬥,有時候,甚至不得不說一些不想說不願說的話,做一些不想做不願做的事。正如鄧小平後來談到周恩來時所說:“在‘化大革命’時,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起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周恩來維護了黨和國家的大局,相當一批幹部保存下來了,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但終於沒有崩潰。這一切,都為後來的恢複和發展準備了條件。

周恩來在“化大革命”,常常連續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時不得休息,有時連吃飯也顧不上。他曾感慨地對醫生說:“‘革’要讓我少活十年。”1967年2月3日,他感到異常不舒服.經醫生會診,發現有了心髒病。他叮囑秘書保守秘密。這年夏天,他的健康狀況顯著下降,但仍堅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對鄧穎超說:我一到早晨8時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發抖。到1968年9月,總理辦公室被迫撤銷,隻留下了兩個秘書,大量的具體工作都得由70高齡的周恩來親自動手。人們見他操勞過度,日益消瘦,勸他休息,他總是說:“我是總理,就得什麼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麼向黨、向人民交代!”他不能休息。如果他離開崗位,**、**等正是求不得。正如國外有的作者所說的:“隻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處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保持某種明智,對受到威脅的幹部給一定保護,可以減輕數百萬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奪最高權力的企圖,防止爆發一場新的悲劇。如果他離職,內戰局勢勢必更加惡化,如果他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為英雄,其處境將更加困難、不堪設想。”

**、**兩個**革命集團,在“化大革命”的頭幾年,相互勾結,狼狽為奸,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但他們在結成聯盟的同時,彼此間又存在著尖銳的矛盾。1969年**“大”,**被確定為**的接班人。“大”後,他們間的矛盾增大,到1970年,**意識到**、張春橋等人的勢力發展有超越自己的趨勢,他圖謀提前“接班”,從而發生了在**屆二全會上**一夥發動的突然襲擊,打亂會議的原定議程,提出要設立國家主席,企圖讓**當上國家元首。周恩來協助**粉碎了這次陰謀。他不顧自己有心髒病,極度操勞,甚至有一回因連續工作36小時而昏厥。這次會後,他按照**的提議,主持華北會議,揭發批判陳伯達的問題。華北會議推動了批陳整風運動逐漸展開。1971年3月初,**說:“南唐李後主有兩句詩,‘幾曾識幹戈,垂淚對宮蛾’,他就是因為不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國。這是前車之鑒,我們不能束手待斃。”他授意林立果搞一個武裝暴亂計劃。林立果等製訂了取名為《“571工程”紀要》的武裝政變計劃。8月,**到南方巡視,沿途同五個大軍區和十個省、市負責人談話,點名批評**及其一夥。**策劃在途殺害**。在北方,林立果交代必要時“要把周恩來幹掉”。由於**有所察覺,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他們的謀殺計劃沒有得逞。9月12日前後,周恩來連日在人民大會堂主持討論、審定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稿。13日晚10時半左右,他得到報告,北戴河**住地出現異常情況而且當地有飛機,周恩來下令追查飛機的行動。午夜12時半,得知**乘飛機強行起飛。周恩來立即下令關閉全國機場,所有飛機停飛,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1時50分,空軍調度室報告:**飛機越出國境,進入蒙古,從熒光屏上消失了。周恩來放下電話簡,生氣地說:“叛徒。”他立即乘車在南海報告**。隨後,為了**的安全,他勸**到人民大會堂暫住,並指揮了攔截**死黨周字馳等劫持的直升飛機的戰鬥。3時左右,周恩來根據**的指示,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央政治局會議,宣布**叛逃事件,並作了緊急戰備部署,布置保衛北京、保衛央的工作。後來,得知**的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落,機毀人亡。周恩來指示國駐蒙古大使帶隨員親到現場察看,處理善後。

這次事件,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三天三夜沒有睡覺,指揮調度,防止各種突發事件。他的機智果斷的處理,周密的安排.使黨和國家轉危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