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以後，周恩來就比較好講話了。1958年12月27日，他在全國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上講了話。他說：1958年這一年，經驗有兩點，一是高速度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客觀可能性的基礎上，一是必須遵守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第二天，他又召集陸定一、康生、張際春、周揚、楊秀峰、錢俊瑞、張意、胡喬木、複衍、陳克寒、林默涵、徐運北、榮高棠、吳冷西、姚臻等，就藝、衛生、體育等方麵在高速度發展的一些偏差，進行商議。周恩來指出：要承認**的熱情，但“領導幹部頭腦要清醒”。他還說：我們每個人的講話如果不妥當，“完全可以駁，不要樹立迷信的權威”。
這時候，他已經在憂慮經過1958年的大浪費，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2月24日，周恩來到河北安國縣和徐水縣視察，看了製藥廠、機械廠、農業紅專大學和一些新居民點。當看到把不夠學程度的學生集到一起學習，掛起大學的牌，他心裏很難過，感到這是把黨的謙虛作風丟掉了，變成了浮誇。在回來的途，他向陪同的**河北省委領導人解學恭說：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隨便減少耕地，今年的吃飯不要錢的口號，“把**庸俗化”了，到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糧食可能出現緊張局麵。要注意聽老農的話：允許吃飽，但不能浪費糧食。
1959年從年初到7月廬山會議前，周恩來都致力於這方麵的糾正工作。他認為：1958年全民辦企業，每個公社辦一點工業，一個縣辦很多工業，把材料占用了，大企業反而感到不夠了。他同**石家莊地委、河北省委負責人研究生產時說：去年由於對農業估產高了，在估高的基礎上生產布局多了，造成了市場的緊張，現在要落實，抓工業產量，抓農業生產、商品性生產和市場。“搞生產必須注意算帳”，“要搞綜合平衡”。從省委起，都要把重點放在農業上。對於工業，他作了分析：由於原材料不足，有些工廠不得不時開時停，停工待料；有些建設工程，安了柱沒有房頂，建成了房沒有機器設備，或者有了主要設備沒有次要設備，不能及時投入生產。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基本建設攤攤得多了，工廠、企業的增加超過了原材料增長速度。他說：有些農村原材料過去是供應城市的，現在他們也搞基建，辦工廠，一個公社辦一點，一個縣就是不少的點，他們自己把原材料用了，就沒有城市原有企業可用的原材料了。技術落後的企業有原材料，技術先進的企業反而沒有了。
在廬山會議前，周恩來堅持和宣傳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張。這種看法和主張，他在**央的會上也說。如1959年6月11日，**央書記處會議討論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時，周恩來就批評了1958年的“大躍進”是“主觀主義大發展”，“打破了客觀規律”，目前農村對農業的產量估計過高。
1959年7月2日起，周恩來出席**央在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前期，根據**提出的18個問題（讀書，形勢，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務，綜合平衡問題，群眾路線問題，體製問題，公社食堂問題，學會過日問題，三定政策，農村初級市場的恢複問題，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等），對1958年以來的經驗教訓進行討論和總結。周恩來在會上的發言指出了“大躍進”的缺點和錯誤有以下幾點：計劃指標偏高、基建規模偏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權力下放過多，把戰略口號當作了行動口號；工業上加工工業搞多了，原材料工業搞少了。他指出，隻有這麼多的米，隻能做這麼多的飯，9000萬人上山，大煉鋼鐵，這是一股革命的熱情，付的代價很大。他主張進行調整。
廬山會議前期，周恩來全力抓調整這件事。7月10日到12日，他三次召開財政問題座談會。他在會上講，陳雲總強調財政、物資、現金三個平衡。目前急需抓綜合平衡：則政上的貨幣平衡、國家物資分配平衡和商品平衡，並提出了（一）國家要算帳；（二）銀行貸款要歸口，專款專用；（三）對限額以下和以上的基建項目都要分別采取措施，堵口；（四）對停辦項目的人員要導流，給以出路；（五）增產，活躍市場；（）節約。
7月18日、21日，周恩來兩次召集國務院各部的負責人開會，談形勢，擺問題，算細帳，討論計劃工作。他在會上又強調要抓財政、物資、現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節餘。他認為1958年全衝亂了，單生鐵就補了15億元。繼續躍進過分緊張，耍抓好綜合平衡。不能這樣過日，特別是三材太不平衡了。他提出：指標到底放在哪個杠杠？基建到底鋪多大攤？要大家考慮。7月23日，周恩來召集副總理們開會，提出當前生產存在的幾個問題：（一）“綜合平衡沒有搞好”，指標太高，“超過了實際可能”，沒有留餘地，應當實事求是地加以落實。（二）產品質量下降，需要解決。他指出要“當機立斷”，下決心調整指標，“縮短戰線”，準備“明年把農業搞上去”。
就在周恩來進行調整的過程，彭德懷上廬山，7月14日給**寫了一封信，信陳述了他對1958年以來“大躍迸”的錯誤和經驗教訓的看法，提出了肯的意見。16日，**把這封信印發給了會議討論。周恩來也看了這封信。
這時候，一位同意這封信內容的人，隱約地聽到了不利於彭德懷的風聲，他懷著不安的心情，在7月20日左右的一個跳舞晚會上，詢問周思來：你認為彭總的信怎麼樣？
周恩來回答說：那沒有什麼吧！
在周恩來看來，彭德懷的信，是一種正常的情況。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懷相通的。他曾經對身邊的同誌講過：彭總的信反映了一些實際情況。
不料，7月23日，**在會上錯誤地批了彭德懷，認為這封信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根據**的意見，會議轉向了對彭德懷等“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周恩來原來進行的平衡和調整工作，自然地也就斷了。接下來召開的**八屆八全會，進一步開展了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鬥爭，還發出了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並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產大**”，超額完成計劃。
廬山會議之後，接著在全黨開展了一場“反右傾”鬥爭。這期間，周恩來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發表意見。這次反右傾的結果，在政治上使黨內從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了嚴重損害，在經濟上使“左”傾錯誤更加發展，並延續更長時間。
反對右傾的運動，使經濟戰線上一些敢講真話的同誌幾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1959年的路繼續1958年的走，繼續“以鋼為綱”，擠農業，擠輕工業，擠人民生活，市場情況越來越緊張。1960年又是高指標，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要動員7000萬人搞鋼鐵。1958年到1960年這三年“大躍進”，實際上是我國經濟建設史上的三年大冒進。積累率在國民收入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創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資總額超過“一五”期間投資總額的1．5倍，而農業總產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國國民經濟的比例遭到嚴重破壞，給國民經濟造成極大損失。再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1960年7月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我國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困境：物資缺乏，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人民生活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