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非會議是第一次由亞非國家獨立召開，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的會議。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對這次會議十分害怕，極端仇視，一開始就施展種種陰謀，企圖阻撓和破壞。蔣介石還派出了暗殺團組織，打算在萬隆暗殺周恩來等。但在愛國主義的感召下，暗殺組織成員有人向國代表團報告了，國代表團及時采取了預防措施。帝國主義見破壞會議召開的陰謀沒有得逞，轉而又利用亞非國家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同，以及長期殖民統治造成的相互之間的某些隔閡，挑撥離問，企圖使會議陷於無休止的爭論而歸於失敗；特別是挑唆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亞非國家的關係。參加會議的29個國家，同國建交的隻有7個，同美國有援助關係的有22個。許多國家對國很不了解；有些國家受帝國主義的影響，對國懷有恐懼甚至敵意。美國認為它有充分把握破壞這個會議。在帝國主義的挑唆下，會議一開始，有的國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謂“**威脅”，所謂“顛覆活動”等；會議氣氛相當緊張。
4月19日，會議第二大的下午，輪到國代表發言。鑒於以上情況，周恩來臨時決定把原定的發言稿作為書麵稿印發與會者，自己則利用午間的短暫休會時間起草補充發言稿，以回答對國的造謠傷。他一邊寫，一邊交給工作人員譯成外。下午的全體會議上，他發言指出：
“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和認為社會主義製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製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間顯然是存在的。”
他說：“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
他說：“本來，對於美國一手造成的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我們很可以在這裏提出……請求會議加以討論。……我們也很可以提議會議討論承認和恢複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問題。……而且，國在聯合國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這裏提出批評。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樣一來，就很容易使我們的會議陷入對這些問題的爭論而得不到解決。”
他說：“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會議應該把“共同願望和要求肯定下來”，“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互相了解和重視彼此的不同見解”。他談了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製度問題、有無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所謂顛覆活動的問題，並說，“國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歡迎所有到會的各國代表到國去參觀，你們什麼時候去都可以，我們沒有竹幕，倒是別人要在我們之間施放煙幕。”
他在發言的最後說：“十萬萬亞非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成功。全世界願意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能為擴大和平區域和建立集體和平有所貢獻。讓我們亞非國家團結起來，為亞非會議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來的發言獲得了與會代表普遍熱烈的歡迎和讚揚，會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當他講畢回到自己的座位時，許多代表過來同他握手祝賀。緬甸總理說：周恩來的演說是“對打擊國的人一個很好的答複”。有些在會上發表過攻擊國的言論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演說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現了民主精神”。周恩來的發言，闡明了國的外交政策，回擊了反動派的造謠誣蔑，使一些國家對國的認識更清楚了。這個發言，引導會議繞過暗礁，撥正方向，回到了正確的軌道上來。“求同存異”這個1954年周恩來曾提出的同英國等西方國家交往的方針，成了萬隆會議的原則。
4月22日，周恩來又在亞非會議上作簡短發言，指出國代表團不準備在這裏參加關於意識形態的討論，因為這不是會議的目的。23日他在大會上發言，批判了要以“實力政策”來代替和平共處的論調，闡述了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並提出了國代表團擬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印度尼赫魯隨即發言說：國總理今天的發言應受到最大的重視，他的講話是權威的。在會議快結束時，有人在會上挑起台灣問題。周恩來不得不在八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指出解放台灣是我國的內政，美國侵占台灣則是美之間的國際問題。周恩來說：“國人民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國政府願意坐下來同美國政府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這個聲明影響很大，使某些人為破壞會議而設置的障礙不能得逞，並導致當年8月1日的美大使級會談得以舉行。24日，亞非會議閉幕。周恩來在會上發言肯定了這次會議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國堅決支持亞非人民為擺脫殖民主義而進行的正義鬥爭。
會議期間，周恩來兒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隻有兩三小時睡眠。開了7天的會，總共才睡了十幾個小時。實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會兒然後繼續工作。有時忙得連飯也顧不上吃。但是，會議畢竟取得了成功。經過各國代表的反複磋商，特別是周恩來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同意把五項原則的前四項改為七項，同意把“和平共處”一詞改為聯合國憲章的用詞“和平相處”，這樣，終於通過了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這十項原則，是照顧了有些國家避嫌不願直接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情況，實際上包括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全部內容。
會議期間，周恩來打破資產階級外交規格，同與會各國的代表，不管小國還是大國，已經建交還是尚未建交，都積極主動地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交結了很多朋友，增進了各國對國的了解，為後來一些亞非國家同國建立外交關係創造了條件，為進一步發展國同廣大亞非國家的友好關係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周恩來顧全大局的崇高風格、平等待人的謙遜作風和作為政治家所具有的廣闊胸懷，博得了與會代表一致的欽佩和讚揚。國的保衛和平、反對戰爭和大力支持亞非國家正義鬥爭的嚴正立場，和“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不強加於人，擺事實，以理服人的態度，贏得了廣大亞非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各國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來對亞非會議所做出的傑出貢獻。著名黑人學者杜波依斯夫婦曾對王炳南說：“非洲大陸人民的解放事業受到國際廣泛注意，正是周總理在萬隆會議上的精辟講話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來回國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作《關於亞非會議的報告》，閘述了這次會議的重大曆史意義。他說：“這個會議是在沒有西方殖民國家的參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國家命運的亞非國家舉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亞非人民的共同願望和要求。”這在曆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來出國訪問亞歐11國，“尋求友誼、尋求知識、尋求和平”。同時，他十分重視開展人民外交活動，在這個曆史時期，盡管不少國家同國還沒有建交，但是友好團體和民間人士的往來絡繹不絕，國在世界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